●邓小平回答说：“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邓小平说：“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到20世纪末，使国民收入达到小康水平。”
●邓小平说：“实现翻两番这个目标，是个了不起的事情。它不仅使我国人民的生活能达到小康水平，而且将大大增强国家的经济力量。”
● 发展构想
共和国故事·规划蓝图邓小平提出小康概念
1979年12月，邓小平提出的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为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所采纳。这是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目标的一个重要构想。
党的“十二大”以后，邓小平到江苏苏州、浙江杭州进行调研，实地考察“小康”目标的可行性。
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包括“温饱—小康—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内的中国分“三步走”战略，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
早在1954年9月的第一届全国人大会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对“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作了最早的表述。
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央，第一次正式宣布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第四届全国人大，重申了这个目标。
1978年，邓小平频繁地出国访问考察，上半年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朝鲜，下半年访问了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1979年初，邓小平又访问了美国。
特别是在访问日本期间，邓小平到神奈川县日产汽车公司工厂参观。
当了解到这里的劳动生产率，比当时中国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高几十倍时，邓小平感慨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1979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以马尔科姆·麦克唐纳为团长的英中文化协会执委会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个概念。
两天后，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
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20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70年代的水平。
“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表示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有了比较准确的定位。
1979年12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率领庞大代表团访问中国。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以及随同来访的外务大臣大来佐武郎、国会议员等人。
邓小平在会见厅前，迎接日本贵宾，对他们前来中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
在这次会谈中，大平正芳问邓小平：“中国的现代化蓝图，究竟是如何构想的？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邓小平回答说：
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到20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
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
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用“小康”这个新名词，来描述未来20年中国的发展前景，也是第一次用“小康”代替“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关于小康的含义，邓小平在此后有过多次阐述，最概括的解释是“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这实际上就是从温饱到现代化的中间阶段。
根据邓小平的构想，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从1981年起到20世纪末，在20年时间里，实现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万亿元左右，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十二大确定经济目标
1982年9月1日至11日，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1600人，候补代表149人，代表全国3900多万名党员。
邓小平首先致开幕词。在开幕词中，邓小平说：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并且研究新情况、新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政策。
和党的“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
我们有充分的根据相信，这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正确的纲领，一定能够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使我们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国家和各民族兴旺发达。
邓小平强调指出：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
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在这次会议上，胡耀邦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
在报告中，胡耀邦说：
在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各项任务中，首要的任务是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继续推向前进。
为此，党实事求是地确定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一系列正确方针。
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亿元左右。
实现了这个目标，我国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将居于世界前列，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将取得重大进展，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
到那个时候，我国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还比较低，但同现在相比，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将大为增强。
只要我们积极奋斗，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个宏伟的战略目标是能够达到的。
胡耀邦最后说：
为了实现20年的奋斗目标，在战略部署上要分两步走：前10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10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
这是党中央全面分析了我国经济情况和发展趋势之后，做出的重要决策。
我们相信，全国各族人民必定能够万众一心，奋发图强，努力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宏伟目标。
这次大会选举了由210名委员和138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了由172名委员组成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以及由132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地完成了这次会议的历史使命，为全国人民投入经济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在随后召开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批准邓小平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省委书记解读十二大
1982年9月4日，党的“十二大”代表、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在小组会上说：“听了邓小平同志的开幕词和胡耀邦同志的报告，感到深受教育，深受鼓舞，我完全拥护。”
毛致用提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进一步端正思想路线，跟上党中央的伟大部署，在大会以后，坚定地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
毛致用说，胡耀邦同志的报告，高举共产主义旗帜，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和意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战斗纲领。
报告科学地分析和总结了党的“十一大”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历史性转变的伟大胜利和丰富经验。
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领导全党，全面清理了多年来“左”的错误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实践证明，三中全会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是合乎国情、顺乎民心的。
毛致用说：“要贯彻好党的‘十二大’的精神，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进一步端正我们的思想路线，跟上党中央的战略部署。
这次大会，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有了更加精确的行动纲领。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毛致用说：“1981年底，全省90％左右的生产队选择了双包生产责任制。现在农村形势确实大好，广大农民多年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高兴过。”
湖南省的农民们说：“如今我们讲大好形势是实实在在的，形势就反映在我们的仓里和锅里，反映在每个人的身上。”
0社员们还说：“只要上边的政策不变，我们一年二年自给有余，三年四年可以开始富裕，再过些年就是小康之家了。”
农村的这种变化，最根本的是执行了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执行生产责任制，调整生产关系的结果。
毛致用认为，现在，我们脑子里一些老框框还不少，例如，对教育、科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我们的认识还很不够，对培养选拔人才，我们的认识还差得很远，抓得也很不得力。
特别是按照“四化”的要求，选拔一批有文化、有专业知识的中青年干部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这方面差距更大。我们一定要认真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
毛致用最后说：
当前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党的“十二大”文件，努力提高思想水平，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二大”精神上来。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好工作，开创湖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十二大令首都各界鼓舞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后，首都人民热烈欢呼，衷心拥护新成立的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生活和战斗在党中央身边的首都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决心坚定地沿着得到“十二大”指引的方向前进，做好首都各方面的工作。
1982年9月12日晚上，在首都城乡千家万户的电视机、收音机旁，人们兴高采烈地收看、收听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的盛况。
第二天上午，许许多多的工人、科技人员、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和居民，在邮局和售报亭前排成长队，踊跃购买报纸，互相传告喜讯。
许多人表示相信，有了中央委员会的坚强领导，有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的重要参谋作用，有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加强纪律检查工作，我们党一定能够更加朝气蓬勃地领导全国人民，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首都各条战线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纷纷举行座谈会，学习党的“十二大”文件。
中共北京市委向全市做了学习、宣传党的“十二大”文件的部署。“十二大”一闭幕，许多单位立即开会研究，如何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
京郊南苑人民公社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广大社员群众，从广播中收听到党的“十二大”胜利闭幕的喜讯后，无不欢欣鼓舞。
被人们誉为“百万富队”的东铁匠营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郭凤歧，兴奋地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们农村生产大发展，农民生活大提高。上一年，我们大队每人平均收入已经提高到1200元。
这次，党的“十二大”为我们规划了更加美好的前景，大家的高兴劲更不用说了。我们大队已进行了规划，争取经过4年的努力使每人平均收入达到2000元，提前15年达到小康水平。
党的“十二大”的胜利召开，让全国人民增强了达到小康水平的信心。举国畅谈十二大目标
在讨论党的“十二大”文件时，争取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内工农业年总产值，实现翻两番的目标，是个最热烈的议题。举国上下，谈翻番，议远景，树雄心，立大志，令人感奋。
与1958年、1978年比较，党的“十二大”提出翻两番的历史条件，已经完全不同了。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开始了全面的、坚决的、深思熟虑的拨乱反正，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
这一转变的第一个主要标志，就是我们党在思想上，坚决冲破了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我们各个工作领域，获得了生气勃勃的创造力量。
党中央果断而妥善地解决了一大批，长期遭到错误处理的重大问题，清除了不利于安定团结的一系列重大因素，使国家进入了政治稳定的新时期。
经过必要的组织调整和作风整顿，党内生活渐趋正常化，党的民主集中制基本上得到恢复，集体领导代替了个人专断。
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从1979年起，就坚决地认真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机关的主要精力，愈来愈多地集中于研究和解决经济问题。
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指导思想，开始得到清理，我国经济开始走上了适合国情、循序前进、讲求实效、稳定发展的轨道。
特别是党总结了长期历史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面，迈出了十分可喜的步伐。
正是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才提出翻两番的设想。这个设想，是在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由中央集体讨论决定的。
因此，翻两番不仅不是1958年、1978年两次冒进的重复，而且恰恰是吸取了这两次冒进的教训，提出的切合实际的奋斗目标。
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不同的发展经济的规划或设想，有许多质的不同。
党的“十二大”提出了翻两番的设想，并没有提出任何没有根据的产品产量的增长指标。例如，原煤、钢等的产量，20年只要求增长一倍左右，每年平均增长3％多一点，不到4％。
这些都不能说是高指标，这些速度是过去经过正常的努力，曾经达到的。今后，经过正常的努力，也可以达到的。
另有一点不同的是，无论1958年或者1978年，都没有按照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提出要求，而是孤立地提出一项或几项指标。结果，违反了经济规律，不能不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
计划部门反复进行综合平衡，按照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我国各经济部门的实际情况，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设想。
例如，到20世纪末，钢的产量、能源总产量，只设想比1980年增加一倍，多了做不到；机械工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则可能增长几倍；而电子、信息、核能、石油化工、新型材料等一些新兴工业部门，可能得到迅速的发展。
这一点不同，足以说明翻两番不是随意的、主观的决定，而是按照经济规律和实际情况，慎重地提出来的，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这个前提十分重要。
离开了经济效益，来谈发展速度，就不能不带有虚假的成分。正因为这样，党的“十二大”提出“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这很重要。
党的“十二大”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根本目的。
从长远看，翻两番的目标实现以后，我国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
从近况看，随着国家经济的好转，特别是农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城乡人民的生活都有所改善，并将继续逐步得到改善。
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深切地感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他们自己的事业。这种主人翁的使命感，也是翻两番的现实可能性的重要根据之一。邓小平考察翻番可行性
1983年2月5日，为了实地考察“小康”目标的可行性，邓小平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江苏苏州、浙江杭州等地考察。
2月6日下午，邓小平抵达苏州。
第二天，邓小平就约见陪同考察的江苏省负责人江渭清、顾秀莲，以及苏州地委、市委的负责人等，听取汇报。
谈话一开始，邓小平就问：“到2000年，江苏能不能实现翻两番？”
江苏的同志回答：“就全省而言，用不了20年时间，就有把握实现翻两番。”
邓小平又问苏州的同志：“苏州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可能？”
江苏的同志告诉邓小平：“像苏州这样的地方，我们准备提前5年，实现中央提出的奋斗目标！”
邓小平接着问：“人均800美元，达到这样的水平，社会上是一个什么面貌？发展前景是什么样子？”
苏州的同志告诉他，若达到这样的水平，下面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第一，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第二，住房问题解决了，人均达到20平方米；第三，就业问题解决了，城镇基本上没有待业劳动者了；第四，人不再外流了，农村的人总想往大城市跑的情况已经改变；第五，中小学教育普及了；第六，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行为大大减少。”
听了这些介绍，邓小平很振奋，他继续追问道：“苏州农村的发展，采取的是什么方法？走的是什么路子？”
江苏的同志告诉他，主要靠两条：一条是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依靠技术进步。还有一条是发展了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发展了中小企业；在农村，就是大力发展社队工业。
江苏的同志汇报说，苏州的社队工业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归根结底，凭借的是灵活的经营机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
听了这番话，邓小平说：
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
2月9日下午，邓小平离开苏州，前往浙江杭州考察，当晚下榻杭州刘庄。
在刘庄，邓小平对浙江省委书记铁瑛、省长李丰平，以及省委领导王芳、薛驹说：“这次，我在苏州看到的情况很好，农村盖新房子很多，市场物资丰富。现在苏州市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已经到了或者接近800美元的水平。江苏从1977年到1982年的6年时间里，产值翻了一番，照此下去，到1988年前后可以达到翻两番的目标。”
邓小平问：“浙江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
在听到浙江省委负责人表示“翻两番”不成问题时，邓小平非常高兴，并且提出，江苏、浙江恐怕要多翻一点，不止“翻两番”。
邓小平说，因为宁夏、甘肃这些地方比较落后，“翻两番”困难，如果江苏、浙江只“翻两番”，全国平均起来就翻不了两番。
1983年2月，为期12天的苏杭之行，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苏、杭农村的巨大变化，使邓小平对“翻两番”，实现“小康”目标，充满了信心。进一步深化小康构想
1983年3月，邓小平结束对苏、杭等地的考察回京后不久，立即约请胡耀邦、万里、姚依林等同志谈话。
邓小平说：“这次，我经江苏到浙江，再从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情况很好，人们喜气洋洋，新房子盖得很多，市场物资丰富，干部信心很足。”
邓小平还提出，到20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要有全盘的更具体的规划，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要有自己的具体规划，做到心中有数。”
苏杭之行，验证了“小康”目标的可行性。也就是从这时起，邓小平开始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小康”目标实现之后，中国的长远发展规划问题上。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提出了包括“小康”目标在内的分“三步走”，到21世纪中期“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中国长远发展战略构想。
1984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第一次对“小康”之后的发展目标，作了设想。
邓小平说：
自从大臣阁下1978年访华以来，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同我们的大目标相比，这仅仅是开始。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到20世纪末，使国民收入达到小康水平。
我们还有第二个目标，那就是要在30至50年内，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邓小平接着说：
中国的发展前途不取决于个人的作用，而取决于政策是否正确、路子对不对头。如果路子对，谁也不能改变，因为那样做不得人心。
中国过去几年的变化符合人民的利益，他们喜欢，因此我们的政策将继续下去。
这是关于“两步走”的最初表述。
把20世纪最后20年的“一步”改作“两步”，再加上21世纪前50年的“一步”，从战略上，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做出分“三步走”的规划和部署。这是在1987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阿方索·格拉时，第一次提出来的。
邓小平说：
我们的目标是，第一步在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
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
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
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
邓小平的这个战略构想，为党的“十三大”采纳。
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
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
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
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强调军队要服从建设
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作重要讲话时强调：
军队工作要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要紧密配合这个大局，大力支援国家发展国民经济。
邓小平首先概述了当前国内的大好形势。
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国家生气勃勃，一派兴旺景象。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近3年来出现的大好局面。这就为进行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创造了条件，也大大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六五”计划提前完成，各项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党的十二大确定的到20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肯定可以实现。
邓小平说：
实现翻两番这个目标，是个了不起的事情。它不仅使我国人民的生活能达到小康水平，而且将大大增强国家的经济力量。
邓小平还指出，现在开展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把这个工作搞好了，就肯定可以实现或超过翻两番的目标。
邓小平说，改革比预想的要搞得好，搞得快，很有希望。现在需要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
邓小平强调指出：
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军队要顾全这个大局，要在这个大局下行动。
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
邓小平说，无论空军也好，海军也好，国防科工委也好，都应该考虑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
如空军，可腾出一些装备和技术力量，一是搞军民合用，一是搞民用，支援国家发展民航事业。
海军的港口，有的可搞合用，有的可腾出来搞民用，以增大国家港口的吞吐能力。
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把这个力量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
邓小平说：
军队大力支援国家建设，争取全国早日实现翻两番这个大目标，使国民经济充分发展起来。国力大大增强了，搞国防建设就容易了。
邓小平指出，培养军队和地方适用的两用人才，也是个顾全大局的问题。
邓小平说，近两年来，军队培养两用人才的工作做得不错，很有成绩。从整个国家建设这个大局来考虑，军队培养两用人才，地方是欢迎的。这个方向注意了，工作做好了，部队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到地方就比较好办。
我们军队培养了不少有专业技术的人才，把其中一些人才转到地方各行业去，对地方也是个支援。邓小平强调科技力量
1985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
邓小平说：
我很高兴，现在连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们未必读过我的讲话。他们从亲身的实践中，懂得了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富裕起来。
农民把科技人员看成是帮助自己摆脱贫困的亲兄弟，称他们是“财神爷”。
“财神爷”这个词，不是我的发明，是农民的发明。但是，他们的意思，同我在科学大会上讲的话是一样的。
邓小平说：
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所谓进一步，就是说，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
上一年，中央作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世界都在评论，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勇敢的创举。
现在，中央还要做出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你们这次会议为中央做出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作了准备。
……
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
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在讲话中，邓小平强调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
邓小平说人才问题，别的不说了，今天就讲两点。第一，能不能每年给知识分子解决一点问题，要切切实实解决，要真见效。第二，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
邓小平说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人才是有的。不要因为他们不是全才，不是党员，没有学历，没有资历，就把人家埋没了。
邓小平说要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是否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
邓小平最后说：
我们奋斗了几十年，就是为了消灭贫困。
第一步，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就是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的水平。
第二步，再用30年、50年的时间，在经济上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使人民生活比较富裕。这是大局。
我们在国际上要争取和平的环境，在国内要排除一切干扰。我们这些人能做的工作，只是为大家创造条件。有了干扰，就排除它一下。
发现有什么东西束缚了大家，帮助大家想点办法，解放出来。工作还是要靠大家去做。希望大家放开手脚，把经济搞上去，把生产力搞上去。
邓小平的讲话，为全国科技工作者指明了工作的方向。科技是生产力，是促进人民群众走向小康之路的重要手段。胡耀邦视察偏远山区
1985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了山西、陕西的部分偏远山区，勉励这些地区的人民治穷致富，后来居上。
胡耀邦说：
每个山区都有自己的优势，希望在山区工作的同志们，把本地区的优势摸清摸透。然后定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一步一步把这些优势发挥出来。
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奋斗，一定能够赶上甚至超过平原地区。
在6天里，胡耀邦风尘仆仆，沿着山西、陕西两省的接境地区，先后几次横渡黄河，视察了黄河两岸8个地区的22个县、市，以及山西平朔矿区和陕西神木、府谷矿区，并且还看了内蒙古的准格尔煤田。
胡耀邦这次重点视察的地区，都是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山区。虽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些地方群众的温饱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但是，群众的生活还远谈不上富裕。
在视察过程中，胡耀邦同当地干部群众多次座谈，共商治穷致富大计。
胡耀邦反复强调，要在这些地区建设好“两个宝库”：地下的黑色宝库和地上的绿色宝库。地下宝库，就是这些地区丰富的煤炭和其他矿产资源。
在座谈中，胡耀邦说，开发、利用好脚下如此丰富的资源，就会较快地富裕起来，悲观失望和无所作为的思想是没有根据的。
胡耀邦指出，山西这几年，群众生活比以前有了较大的改善，主要是把小煤窑放开了。但是，光靠挖煤还不行，煤多了运不出去，只靠国家修路往外运，也是不行的。
胡耀邦还指出：
应当尽可能地就地消化，充分利用煤炭资源优势，发展三大材料工业：一是黑色和有色金属材料工业，二是化学材料工业，三是建筑材料工业。
特别是山西，一定要建成以煤为主，带动电力、冶金、化工、建材工业综合发展的工业基地。
胡耀邦强调说，这件事不能太急，并且要向干部、群众讲清楚，不要一谈办工业，就伸手向银行要贷款、向国家要钱。
应当主要依靠群众自己办，因地制宜地兴办小电厂、小铁厂、小煤化工厂、小水泥厂、小玻璃厂、小硫磺厂等等，这就叫打“麻雀战”。
还有一条，要遍地开花，由小到大，一年一年发展起来，这就叫“驴打滚”。
胡耀邦说，这样做的好处，是“就煤就矿就劳力，能省能快能致富”，比过去那种统归县上办、吃“大锅饭”的办法好得多。
胡耀邦说，用这种办法，把煤和原材料方面的优势发挥起来，就可以吸引本地和外地的大企业，吸引沿海发达地区，在资金、技术、人才、装备等方面，进行合作。
如果能够逐步做到把百分之七十的煤消化在当地，煤的产运矛盾就解决了，经济效益就提高了，还可以促进整个地区的工业、交通运输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使人民更快地富裕和发达起来。
关于建设地上绿色宝库，胡耀邦强调：山区要坚持种树种草，发展畜牧业。
胡耀邦还指出，眼睛不要只看到现有的耕地，还要看到荒山、荒坡、荒滩都是地。可以种草种树，可以种经济作物、干鲜果品，还要“一种（即种植）、二养(即养殖)、三加工”。
6月16日，胡耀邦和山西省吕梁地区13个县的县委书记，就怎样才能治穷致富、后来居上的问题，进行了一天的座谈。
胡耀邦强调说，要使山区经济全面繁荣，群众尽快致富，在指导思想和工作作风上，必须注意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我们所有的干部，都不要忘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20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这个总的奋斗目标。从几年来的实践看，这个目标是可以达到，甚至可以提前达到的。
每一个地方的同志，都要按照总目标的要求，结合本地的情况，摸清摸透自己的优势，实事求是地制定出自己的具体目标，满怀信心地去努力实现。
第二，要更切实地帮助农民多想致富的办法。中国的农民多，农村经济搞上去，对实现总的奋斗目标有决定性的作用。
农民富不了，全国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就没有保证。当前，农村经济正处在发展变化之中，新情况层出不穷，新办法也要层出不穷，不要以为一条老经验、老办法可以管多少年。
这就要求我们地方的同志，一定要加强调查研究，为农民致富出主意、想办法，并且努力从人才、技术、信息、市场、流通等方面为农民提供服务。
第三，邓小平同志最近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少讲空话、多干实事……
我们干部的才干，归根到底，只能在实践中增长。讲空话这种“病”，归根到底，也只有到实践中才能够治好。
走下去是第一步，这一步很重要。这一步不走，什么广泛听取群众呼声，什么总结群众经验，并同群众一道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就都谈不上了。
胡耀邦最后强调说：
只有走下去，才能更有效地帮助农民尽快致富，才能一步一步地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央提出农村工作建议
1985年12月5日至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汇报和交流了各地一年来，贯彻落实中央今年一号文件，进行农村改革的新成果、新经验，深入分析研究了当前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探讨了推进农村改革向纵深发展的新措施、新办法。
在此基础上，根据国民经济全面改革的要求，提出了关于新的一年农村工作的建议。
关于“无工不富”与“无农不稳”的关系，是会议的一个议题。
会议指出，发展乡镇企业是振兴我国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事实证明，它是有强大生命力的，它为解决我国农村劳力过多、而耕地有限、资金短缺的矛盾找到了有效的途径，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
在我国条件下，农业和农村工业必须协调发展，既不可以工挤农，也不可以农挤工。不发展农村工业，多余劳力无出路，也无法以工补农。
反之，没有农业提供不断增多的食品和原料，农村工业也难以持续发展。这两种结果，都会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安定。
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应当把“无工不富”与“无农不稳”有机地结合起来，统一起来，看成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互相支援的，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
对乡镇企业，应该坚持“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使之保持健康发展。
会议认为，以工补农，以副养农，以工业、副业支持种植业，以经济作物支持粮食作物，将是我国长期实行的一个办法。
改革中发生的问题只能靠坚持改革、深入改革去解决，决不能倒退。
会议明确了1986年，农村工作的指导思想是：
巩固、消化、补充农村改革已取得的成果，存利除弊，着重把已有改革中的一些突出问题解决好，让改革发挥出更好的效益。
与此同时，认真调查研究，为农村下一步改革再迈出重要的步伐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基于这一指导思想，会议提出了1986年农村工作的总要求。
为此，要进一步摆正农业的经济地位，依靠科学，增加投入，保持农业稳定增长，必须继续深入进行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切实帮助贫困地区逐步改变面貌，必须加强和改进对农村工作的领导。
这些方面的具体方针、政策和措施，经党中央、国务院审批后，以中央1986年一号文件公布。
在这次会议结束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就农村改革形势与发展前景、坚持改革与深入改革、一部分人先富的政策与共同富裕的目标、商品经济与发展合作制等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了阐明。
会议最后强调：
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全局至关重要，对实现20世纪末小康目标更具有决定的意义。
中央已经为农村发展制定了一系列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政策，只要各级领导和各有关部门密切协同、奋发努力、坚持改革，切实加强和改进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依靠亿万农民的创造奋斗，农村改革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定会更加繁荣，全国农村一定会出现崭新的局面！十三大确定三步走战略
1987年10月25日上午，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邓小平主持了这次大会。
代表们肩负着全党4600多万党员的重托，胸佩红色的大会出席证，喜气洋洋地从各个住地，来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大会开幕式。
在大会主席台前排就座的有，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胡耀邦、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万里、习仲勋、方毅、田纪云、乔石、李鹏、杨尚昆、杨得志、吴学谦、余秋里、胡乔木、姚依林、倪志福、秦基伟、陈慕华、陈丕显、邓力群、郝建秀、王兆国、王震、薄一波、宋任穷、王鹤寿等同志。
9时，邓小平宣布大会开幕。军乐队高奏《国际歌》。
中央负责人在报告中指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
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基本实现。
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至此，党的“十三大”确定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的战略设想。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积极而又切实的重大决策，体现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的辩证统一，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际，符合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反映了事物发展从量变到部分质变、再到质变的辩证发展过程，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与“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相联系，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中，还根据事物发展“波浪式前进”和“跳跃式发展”的辩证特点，先后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的发展战略和“台阶式”的发展战略。
“先富带动后富”的发展战略，体现了事物发展，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的发展规律。
邓小平把事物发展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关系，运用到经济建设上，把优先发展和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结合起来，形成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形成了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与各地区共同前进的发展局面，有力地推进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实践中获得了新鲜活力。
“台阶式”战略，实际上是波浪式发展规律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又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因此，“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毛泽东曾经把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不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一是不同时期发展的不平衡性。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运用这一思想，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战略决策，其中“先富带动后富”是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发展的不平衡性采取的方针，“台阶式发展”是针对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发展的不平衡性采取的方针。
这两大决策的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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