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故事

一、武昌之行 领取口令

发布时间:2019-05-24 09:27:57

●邓小平强调了一句:“要多干实事,少讲空话。”

●江泽民说:“此事群众反映十分强烈,要引起各级领导机关,首先是中央领导机关的重视。”

●李鹏说:“国务院自己更要做出表率,大力精简和严格控制各种会议,提倡各级领导干部把精力放在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上去。”

● 武昌之行

共和国故事·春天故事在武昌发表重要谈话

1992年1月17日,农历腊月十三。一辆没有编排车次的绿皮车,悄无声息地驶出站台,深夜出京,向着南方奔驰而去。

此刻,邓小平坐在南行的列车上,回顾刚刚过去的1991年,展望1992年,纵观世界形势,思考着中国的未来……

车轮滚滚。专列穿过华北平原,越过中原大地,过黄河,跨长江,于1月18日到达武昌。专列停靠在武昌站的支线上。

邓小平走下专列,他透透气。老人家在月台上慢慢地踱着步。

几个警卫走到月台上,搓了搓手,踢了踢腿,狠狠地吸上几口烟。孩子们从专列上下来后,就像刚刚出了幼儿园,笑声娇嫩、尖锐,刺穿了被薄雾轻裹中的站台上特有的寂静。

腊月,北京的天气是寒冷,武汉的天气则是阴冷。长江的水气和北下的冷空气溶合在一起,像是给武汉披上了一件又湿又潮的风衣。

邓小平此次南行,目的地是深圳,沿途没有向地方政府打招呼。轻车简从,不事张扬,是邓小平外出视察的一条铁定的原则。

但是,湖北省委的领导还是知道了,知道邓小平途经武汉,专列在此停靠20分钟。

消息的来源有三个:一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二是铁道部负责专列运行的负责人,三是随行人员中通过专列上的电话,通知了湖北省委领导。

因此,湖北省委领导关广富和郭树言提早赶到火车站,在贵宾室等候。

邓小平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但仅限于工作中。在生活和对待下属上,邓小平是很随和的。

这时,一名工作人员快步走到邓小平跟前,贴着他的左耳,大声请示道:“湖北省委书记、省长都在里面,要不要见一见?”

邓小平说:“那好啊,见一下吧。”

邓小平散步有个特点,喜欢把左手插入裤子口袋,右手作前后摆动,这是右耳多年失聪后,留下的一个习惯。听事的左耳让它安静,不听事的右耳让它喧闹。

这时,时年60岁的关广富和56岁的郭树言,得信后,疾步走出贵宾室。关广富趋前一步,握住邓小平的手说:“小平同志,欢迎您。”

关广富是1983年任湖北省委书记,在此之前,曾任湖北省财政厅地方企业处处长,中国人民银行湖北分行行长。

这次见到邓小平时,关广富已在湖北省委书记的位置上做了9年。

郭树言比关广富小4岁,河南镇平人,早年留学苏联乌拉尔基工学院,1978年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85年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属于技术型提拔上来的干部。1990年3月,调任湖北省省长。

邓小平侧了侧身,握了一下郭树言的手。

郭树言怯生生地说:“小平同志,您好,欢迎,欢迎,我们已等了很久了。”

关广富和郭树言问候的话音刚落,邓小平就问道:“你们的经济抓得怎么样啊?”

专列停留时间短,时间有限,关广富只简明扼要地汇报了几句。

邓小平边踱步,边讲,像是对着关广富讲,又像是对着寒冷的大地在讲,显然不是就关广富的汇报话题而讲的。

邓小平说: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

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起草,要求不得超过5000字,我完成了任务。5000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这时,负责安全警卫工作的孙勇走过来,告诉邓小平,时间到了,该上车了。

邓小平再一次和关广富、郭树言握了握手,他强调了一句:

要多干实事,少讲空话。

邓小平踏上专列,服务员收起踏板,锁好车门,专列带着一身湿湿的雾气启动了。

见邓小平就这么简单,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不必多问候,他也不会和你拉家常,有什么事就谈什么事,谈完就结束。

待邓小平的专列离开后,关广富和郭树言迅速地将谈话内容整理好后,传往深圳有关的同志,同时又迅速把记录稿传到了北京。

话是邓小平在空旷的月台上,对湖北省的两位领导讲的,但声音很快在高层传开了。

这席话决非无缘无故讲的,而是有感而发,有的放矢。因为,近来形式主义的东西真在太多了!

会议多、文件多,简直成了灾。打开电视机,新闻节目半数以上时间都是会议消息,许多领导干部已成了天天亮相的“电视明星”。

未上电视的会议,更是无法统计。各种文件多如牛毛,上下传递,川流不息。

有一位省委负责人曾大发感慨,说他下乡一星期,回来时文件堆积成山,看文件成了最头痛的事。

会议多、文件多,简直成了灾。这个奠基,那个落成;这个开业,那个开幕;这里通车,那里通航……剪彩、揭幕、庆典,一个比一个盛大;酒会、宴会、招待会,一个比一个排场。

邓小平向来对形式主义深恶痛绝,尤其反对会议多、文件多。

早在1978年,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中共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里,写进了“减少会议公文,提高工作效率”。

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讲话指出:

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会上讲短话,话不离题。

议这个问题,你就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赞成或反对,讲理由,扼要一点。没有话就把嘴巴一闭。

不开空话连篇的会,不发离题万里的议论。即使开短会,集体办公,如果一件事老是议过去议过来,那也不得了。总之,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

“少讲空话,多办实事”,是邓小平一贯倡导的,也是邓小平的一贯作风。

针对目前存在的形式主义,邓小平向各级领导干部、向全党发出了忠告。

虽然,邓小平在武汉只停留了短短的20分钟,但是,这一行动本身,已透露出丰富的、耐人寻味的内容,相对于改革开放的先行城市,武汉的起步确是晚了一些。

但是,中国的全盘发展,无疑绕不过武汉这个承东启西、连接南北,地理及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华中重镇。这一切,在以后的日子里很快得到了证实。

在同年的5月,国务院批准武汉市为对外开放城市,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

以此为契机,武汉多层次,全方位地扩大对外开放,以开放促发展,大规模地改造老武汉,使武汉成为华中地区的经济中心、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向现代化的国际性都市不断迈进。国务院贯彻邓小平谈话

邓小平在武昌接见湖北省领导,严厉批评形式主义的谈话,迅速地传到了北京。

1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起草并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递了《关于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建议》。

江泽民、李鹏,当即批示同意。

江泽民说:

此事群众反映十分强烈,要引起各级领导机关,首先是中央领导机关的重视。

各级党政领导机关要转变作风,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扎实工作,为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努力奋斗。

李鹏说:

最近一个时期,国务院系统各种会议及其他事务性活动安排过多,有的会议时间过长,耗费了各级领导不少精力,应引起高度重视。

经中央领导批示同意,《关于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建议》很快地下达。《建议》要求:

大力压缩和改革各种剪彩、奠基、首发式、首映式活动。今后除在国内外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项目之外,各地各部门不要组织各种剪彩奠基、首发式、首映式活动,并从严控制和压缩所属单位组织此类活动;确需组织的,要力求节约,并在形式上加以改革。例如,剪彩可用彩线、纸带代替绸布或采用其他简朴的形式。

严格控制邀请中央领导同志参加表彰颁奖仪式。党政机关举办的表彰颁奖活动应体现其严肃性、权威性,应有严格的标准,并加以控制,既不能过多过滥,也不能随便提高规格。

该由哪一级表彰就由那一级出面,该在什么范围宣传就在什么范围宣传。中央领导同志一般不出席部门或地方的表彰颁奖仪式。

严格执行邀请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出席会议、活动的有关规定。

今后,凡是部门、地方举办的会议、活动确需中央领导同志出席的,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由省、部机关办公厅报中央办公厅或国务院办公厅办理。

改进领导同志参加会议、活动的新闻报道。对领导同志的内事活动的新闻报道,要从实际需要出发,除由中央组织或中央批准组织的有重大影响的会议和活动、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下基层的活动,可经审定进行报道外,中央领导出席部门会议和活动,一般不作报道。

宣传报道的内容要改进,重点应放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国家的建设成就、先进人物事迹等方面。不要把领导同志出席作为报道与否或报道规格的标准。应减少一般性会议、活动的报道。

地方领导同志出席会议、活动也要从实际出发,不要层层效仿。

在《建议》下达之后,各级领导干部遵照文件的指示精神,严于律己,去繁就简。

在经过一系列的治理整顿之后,形式主义之风有了改观,政府机关领导的工作效率也有所提高。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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