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特区姓‘社’不姓‘资’！”
●邓小平说:“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说：“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 深圳之行在南行的奔驰列车上
专列缓缓地驰出长沙站，继续向南奔驰。
邓小平背着手，望着窗外。邓朴方坐在轮椅上，也望着窗外。大自然的景观，几千年没变，春发、夏茂、秋荣、冬枯。而人文的景观，却是一变再变，沉寂、热闹，再沉寂，再热闹。
“爷爷，吃饭了。”羊羊跑过来，拉起正在沉思中的邓小平的一只手，走向餐车。
邓小平很喜欢和子女及孙儿辈在一起吃饭。全家四世同堂，到齐了10多个人，得分两桌。
对中午也能在家经常就餐的，大家称之为“常委”，其余的就被称为“游击队”。
邓小平一上饭桌，看见少几个人，他就会询问：“哎呀！今天怎么冷冷清清的呢？”
如果哪个孙辈不在，他一定会问其他人：“到哪里去啦？”直到得到明确答复为止。
这次，邓小平不用等谁，因为大家都在等他。
菜谱还是在家常吃的那几样。饭桌上可是邓家的“信息中心”。路过的省份，南方的植物，车站的站名，都是话题。邓小平只是轻嚼慢咽，静静地听着他们的议论和调侃。
餐车服务员早已拉上了餐车上的绿色窗帘，柔和的灯光，暖融的气氛，和着有节奏的车轮声，滑过一块块田野。专列驶离长沙，一路再也没停过，一直向岭南奔驰而去。
邓林是邓小平的大女儿，也是一位画家，师从国画家李苦禅。对她的得意之作，邓小平每次的评价是3个字：有进步。
邓林说：
在家里的时候，爸爸沉默寡言，性格内向，偶然在吃饭时会对大家说些话，对孙子的话则比较多，要他们多吃一点。
他每天生活很有规律，早上一起来就做体操、散步。一边看电视或录像带的足球节目，一边看报纸，一边吃饭。下午和夜晚喜欢打桥牌。
此时，邓小平在专列上，依然保持着在北京的生活习惯。
在奔驰的专列上，有一些不方便。专列在行驶的过程中，晃动得太厉害。邓小平毕竟已是望九之年的老人，不能散步。偶尔会打几圈桥牌，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里，则处于一种沉默不语的状态。
散步和打桥牌，一动一静，一武一文，是邓小平练身健脑的两大习惯。散步是邓小平长期坚持形成的一种习惯。
每天清晨，他绕着院子里的小径走，沉思不语，步子很快，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每圈188米，每次一定走上几十圈，并且每圈有规定的步数。
打桥牌是邓小平晚年的另一爱好。他把打牌当成向自己智力挑战的一种手段，一种让大脑休息的“驿站”。
邓小平常说：“我能游泳，说明我身体还行；我能打桥牌呢，说明我脑子还行。”
中国围棋九段国手聂卫平，就多次上过邓小平的牌桌。
聂卫平说：“有一段时间，他每周日都要打桥牌。每次从下午15时打到18时，大家一起吃饭后，再从19时打到22时。他严格遵守时间，非常注重效率。
打牌中，他总是注意在不成局的牌上节约时间，而在成局、满贯或难度较大的牌上，多花一点时间和精力。自始至终，他总是精力充沛、头脑清醒。”
“邓小平常用的是精确叫牌法。他打牌守得紧、攻得狠、叫得准、打得稳，无论领先还是落后，都很有风度，不愧为一位桥牌高手。”
“在牌桌上，邓小平平易近人，和他打牌一点儿也不紧张。既然是比赛，总会有输赢。老爷子当然力争取胜，但输了就输了，谁也不让着他。有时候他出错了牌，别人不客气地批评：你的牌出错了。他会虚心地听取。要是我出错了牌，他也会毫不客气地‘指责’。”
“记得有一次，我和邓小平搭档，对手是万里和原友谊医院院长诸寿和。那次他们输得特别惨。我实在是不忍心了，就故意‘放了点水’，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假球’。有一副牌我宕了6个，6个是宕得太多了。
当时，邓小平指着我，对别人说：‘他创了世界纪录了。’事后，老爷子有一次见到我爱人，又专门对她说：聂卫平的围棋是九段，桥牌可不是九段。”
散步、桥牌、思考，这是邓小平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他的思考却是一种全局性的前瞻性的思考，为了国家的强盛，为了人民的幸福，他一直在思考着，殚精竭虑，一心为民。下榻迎宾馆的桂园
1月19日9时，专列到达深圳罗湖站。罗湖站是京九铁路大动脉上的一站。
南国春来早。一月的鹏城，花木葱宠，春意荡漾。
早在8时许，在深圳火车站月台上，几位省、市负责人和其他迎候的人们，就在来回地踱步，互相交谈，他们正以兴奋而激动的心情，等待着邓小平的到来！
远处传来火车的轰鸣声。接着，一列长长的火车徐徐进站。
时钟正指9时整，列车停在月台旁边。一节车厢门打开，车站服务人员敏捷地把一块铺着红色地毯的长条木板，放在车厢门口。
不一会儿，邓小平在女儿毛毛的搀扶下，走下车。人们的目光和闪光灯束，都一齐投向这位伟人的身上。
人们看到，邓小平的身体十分的健康，炯炯的眼神，慈祥的笑脸，身着深灰色的夹克、黑色西裤，看上去神采奕奕。
在月台上恭候多时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谢非，趋前一步，搀扶着老人家，发自肺腑地说：“小平同志，我们非常想念您！”
深圳市委书记李灏也动情地说：“小平同志，深圳人民欢迎您来视察。”
毛毛大声地对着邓小平的左侧，说道：“人民欢迎你，谢非、李灏欢迎你。”
简洁的话语，充分表达了全省、全市人民，对小平的想念和崇敬之情。
这天是深圳少有的晴天。天刚放亮，太阳就在海平面上跃起：红红的、圆圆的，在两片贴海的白云的遮掩下，变成一幅红红的天嘴：稀罕、少见。
邓小平同省、市负责人一起，登上一辆中巴，一直驶到下榻的市迎宾馆桂园的院门口。
深圳迎宾馆，坐落于深圳市闹市区。左有一条小河形成天然屏障，四周古树参天，晨鸟噪林，露珠滴滴，园中有清泉半角，游鱼点点，树动风来，水激石响，是集幽、静、寂、翠于一处的休闲胜地。
邓小平随后走进了为他准备的主卧室，他接过服务员递来的热毛巾，擦了擦脸，又擦了擦手。轻啜了一口清茶。其他的亲属和随行人员，也各自进了自己的房间休息。
深圳市政府接待处处长姚欣耀，对邓小平说：“首长，这是桂园别墅，1984年您住过的地方。”
邓小平点头说：“我记不住了”。
姚欣耀又说：“首长，这房子又装了一下，房间小了一点。”
邓小平说：“房还是小点的好。”他说话的声音很洪亮。
邓小平却毫无倦意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
而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把邓小平安顿到桂园住下后，就来到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的房间，与他商量下午的行程。
时间不长，邓小平的夫人卓琳也来了。他们还未聊一会儿，就听外面说邓小平出来了，于是李灏赶紧跑出去。
邓小平提出要到外面看看，他说：“到了深圳，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乘车深圳浏览市容
1月的深圳，春天早早地爬上了树梢。北方人看南方，是长夏无冬，四季春意盎然。南方人看南方，就能看出名堂。
马尾树、松树、小叶榕、桉树，都有一层层油绿的小叶顶出来，每一颗树上都有三种绿，新绿、翠绿和深绿。光秃秃的木棉树，此时也绽出一个一个小花蕾，那是为二月、三月准备绽放的红花。
邓小平从寒冷的北京，经过两天的行程，提前感受到了南国的春意，因而浑身感到无比的舒服自在。
邓小平一边笑眯眯地浏览市容，一边听着李灏高嗓门的汇报。谢非坐在中巴车车门口的单座上，李灏戏称那是售票员的位置。
李灏和邓小平并排坐在第二排，邓榕和邓楠坐在第一排，同时把李灏不太标准的普通话，翻译给邓小平听。
李灏说：“深圳这些年来，除个别年份外，深圳的发展速度都很快，平均年增长超过20%。利用外资情况也比较好，国有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增长也很快。”
邓小平问：“外资比重有多大？”
李灏说：“约占25%，在总量中不到四分之一。”
邓小平点了点头，感慨地说道：“没想到，深圳发展这么快。”
在十字路口、三叉道口，随处可见写有一排排公司、办事机构的指路牌。
酒楼、歌舞厅、购物中心、银行、外汇中心、信息总汇，这些标志着一个大城市，一个现代化城市功能的建筑物，被那些白天耀眼、夜间闪烁的广告牌，装点得有声有色。
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擎起深圳的蓝天。横跨都市的铁路高架桥上，来往频繁的客车、货车像一把琴弓，娴熟地奏出一个开放城市和谐的新曲。茶色玻璃幕墙，更像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将深圳之光射向每一个游人的瞳孔。
车子缓缓地在市区穿行。这里，8年前有些还是一汪水田、鱼塘，羊肠小路，低矮的房舍。
现在，宽阔的马路纵横交错，成片的高楼耸入云端，到处充满了现代化的气息。邓小平看到这繁荣兴旺、生机勃勃的景象，十分地高兴。
正如他后来说的：
8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邓小平边观光市容，边同省市负责人亲切的交谈。
当谈到办经济特区的问题时，邓小平说：
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
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
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
特区姓“社”不姓“资”！
车子行至火车站前。这个火车站规模宏大，现代化水平很高，是深圳市的标志性建筑。火车站的正上方是邓小平亲自书写的“深圳”两个大字。
邓林指着火车站大楼那苍劲有力的“深圳”两个大字，对邓小平说：“你看，这是你的题字，人们都说写得好。”
邓楠打趣地说：“这是你的专利，也属知识产权问题。”说得邓小平笑了起来。
从火车站参观出来后，邓小平一行乘车直奔皇岗口岸。边防检查站、海关、动植物检疫所的负责人，都在这里迎接邓小平。
皇岗边防检查站站长熊长根，向邓小平汇报说：“皇岗口岸占地一平方公里，有180条通道，是亚洲最大的陆路通道。”
邓小平登到口岸最高处，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只有一河之隔、但有公路桥连接的香港落马洲。
邓小平深情地久久凝视着香港方向，目光非常坚毅，表达出对香港回归以及回归后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虽是走马观花浏览深圳的市容，但是邓小平很高兴。
当谈到经济发展问题时，邓小平说：
亚洲“四小龙”发展得很快，你们发展也很快。广东要力争用20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
停了一会儿，邓小平又补充说：
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该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汽车转弯向南，驶上一条更宽阔、更高级的新建皇岗路。
车速加快，瞬间即到了皇岗口岸。邓小平走下汽车，来到皇岗大桥桥头。
向南望去，深圳河那边，香港新界的落马洲依然是乡野景象。回首北望，海关大楼、边检大楼、检疫大楼巍然耸立，上百辆汽车通道依次排开。
在皇岗口岸关口，看到那些背着行李、拎着公文包，行色匆匆的来自欧洲、美洲、大洋洲和东南亚的商人、旅游者络绎不绝地向我们已经敞开的大门走来。
那些加长的货柜车、冷冻车、集装箱车，像一条蜿蜒不断的长龙，向深圳这永不落幕的广交会走来。
深圳已不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而是中国敞开大门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深圳的经济发展，香港和内地的经济合作日益增多，原有的罗湖桥、文锦渡、沙头角等口岸，愈来愈不能适应需要。
经有关方面和香港商定，在深圳的皇岗和香港的落马洲之间，兴建一个新的口岸，由广东省、深圳市与港商三方合资的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投资兴建。
望着宏大、气派的口岸设施，邓小平满意地笑了。
看过皇岗口岸，乘车返回市区。邓小平显得很兴奋，一路上与省市负责人交谈。
国贸中心大厦，高高耸立，直插云霄。这是深圳人民的骄傲。深圳的建设者曾在这里创下了“三天一层楼”的纪录，成了“深圳速度”的象征。
邓小平看到了。中国需要一份证明，深圳就是一份最好的证明。参观罗湖国贸大厦
1月20日，是邓小平到达深圳的第二天。
深圳在这个季节，天气大多是不晴不爽。深圳属于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年平均气温224度，一年四季绿草如茵，天气晴朗。
9时35分，邓小平在省、市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位于罗湖区的国贸大厦参观。
国贸大厦共有53层，楼高160米，是中国1992年的第一高楼。雄迈神俊，舒放雍容。楼顶有一个电动控制的旋转楼层，人坐在任何一个位置，都会慢慢地鸟瞰到深圳的东南西北。
国贸大厦的女职工们，整齐地站在两旁，鼓掌欢迎小平同志，并齐声喊：
邓爷爷好！
邓小平高兴地向她们招手，并鼓掌致意。
邓小平在谢非、李灏的陪同下，乘快速电梯直达53层的旋转观光层。但见室内古香古色，室外天高云淡。
邓小平站在巨大的玻璃墙边，随着旋转观光层的转动，鸟瞰深圳的远山近水，阔街高厦。他看到高楼林立，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很是高兴。
工作人员挪过一把扶手椅，邓小平面窗而坐。李灏告诉邓小平，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即是通向火车站的人民路、建设路、和平路。再往远看，那就是香港，就是新界的元朗，一群白色的高楼像雾一样，飘在山中间。
李灏铺开深圳市总体规划图。邓小平没有看，也不用看。他在听，他也不用听。旋转的速度恰是邓小平平日在小院里散步的速度，也使他的思维重新活跃起来。
李灏向邓小平汇报深圳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情况。
李灏说，深圳的经济建设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84年，人均收入为600元，现在是2000元。改革开放也有了很大的进展。
李灏还说：“这些年来，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是同步发展的。深圳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并且充满信心……”
听了汇报后，邓小平和省市负责人，做了较长时间的谈话。
邓小平充分肯定了深圳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然后，邓小平说：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
邓小平又说：
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
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
邓小平思路清晰，记忆力强。他谈笑风生，有时一两句幽默的话语，引得大家发出一阵阵笑声。
在场的省、市负责同志，都聚精会神地聆听他老人家的谈话，不时还插上几句，谈话气氛轻松活跃。
邓小平侃侃而谈，他还谈到中国要保持稳定；干部和党员要把廉政建设作为大事来抓；要注意培养下一代接班人等重大问题。
在谈话中，邓小平强调：要多干实事，少说空话。他说：“会太多，文章太长，不行。”
邓小平举止历落，神思远播。他指着窗外的一片高楼大厦，说道：
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邓小平还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一个关于现时的哲学：
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
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
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
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邓小平精神健旺，谈兴甚浓。在国贸大厦旋转餐厅，老人家约谈了30多分钟，使在场的人深受教育和鼓舞。
事隔多年，一位陪同邓小平视察广东的干部，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还十分地激动。他说：
就连我出访外国，有人也作这样介绍，说这是当年陪邓小平视察广东一直陪到底的人。这真是我一生最大的光荣。
我有时对自己说，中国有6000多万共产党员，我是最幸运者中的一个，因为在这11天里，我亲眼目睹了小平同志这位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是怎样深情地爱着我们的祖国和人民，亲耳聆听了小平同志对全党全国人民的庄严政治交代，也可以说是他老人家的历史性的政治嘱咐。
当邓小平离开旋转餐厅，下到一楼大厅时，大厅的音乐喷泉，随着优美的乐曲，喷出图案多变的水柱和水花，蔚为壮观。
一楼到三楼，站满了群众，黑压压的一片，人山人海，秩序井然。人人心花怒放，个个喜笑颜开。这是多么令人难忘的时刻！
人们为有幸能一睹邓小平同志的风采，而激动万分；也为邓小平同志的身体健康、精神饱满，而无比高兴。
群众在尽情地鼓掌，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响彻国贸大厦。
邓小平也非常的高兴，满面笑容地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整个场面十分热烈，呈现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人民群众融洽无间的动人情景。
邓小平是以一个“退休老人”的资格，在他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仍然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发表系统的意见。
邓小平在53层的旋转大厅，是对着一些级别很高的官员，最高的是省委书记，中间的是市委书记、市长，低一点的是随行人员和接待保卫人员。
但是，邓小平还是要讲，借局布势，力小势大。静默似痴，大智若愚。以简驭繁，以不变应万变，以小变应大变，以不动应动，以小动应大动。这正是邓小平的风格。参观先科激光公司
离开国贸大厦后，邓小平一行，乘车去深圳先科激光公司参观。
先科激光公司，是一家高科技企业，引进荷兰飞利浦公司的先进生产技术，生产激光唱片、视盘和光盘放送机的公司。
邓小平一行到达先科激光公司时，该公司董事长叶华明等人，赶忙迎上前去，和小平同志热烈握手。
有人介绍说，叶华明是叶挺将军的儿子。
邓小平握住叶华明的手，亲切地问：“你是叶老二吧？”
“不是，我是老四”，叶华明回答说。
“啊，我们快40年没见面了。”邓小平充满深情地说。
“是的，我那时是小孩，现在50多岁了。”叶华明说。
“你弟弟叶正光在哪里工作？”邓小平对革命家的后代十分关心。叶华明说：“在海南岛。”
在公司贵宾厅，邓小平听取了关于公司情况的介绍。
邓楠拿起一块闪光程亮的激光视盘，给父亲观看。这种如镜子般的盘片，能储存108万帧色彩逼真的清晰图像，可长久保存，永不磨损。
邓小平听了，十分感兴趣，问道：“是什么材料？”公司的同志回答：“塑料上面镀一层银。”
邓小平又兴味盎然地看了激光视盘的特性、音响效果、功能和检索能力的表演。
当他看到传记资料片《我们的邓大姐》时，对身边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说：“我今年88岁，邓颖超同志和我同年，都是1904年生的。我是8月出生，她比我约大半岁。”
邓小平出生于1904年8月22日，家乡是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
邓小平接着说：“邓颖超同志是河南人。”他女儿邓楠说：“不，她是广西人。”
邓小平纠正说：“她的原籍是河南。广西是她出生和长大的地方。”邓小平对邓大姐十分熟悉。
接着，公司一位四川籍的业余歌手赵敏，为邓小平一行演唱了一首卡拉OK《在希望的田野上》。
邓小平对他这位老乡的歌喉及音响效果，十分地赞赏，听完后带头鼓掌。他一边起身，一边说：“很好，我听得很清楚，不走调，音响效果不错。”
从贵宾厅出来，到激光视盘生产车间，经过30米长的过道，许多职工在过道旁，热烈鼓掌欢迎邓小平。
邓小平问：“这些职工多大年纪？”
叶华明回答：“大多数是25岁到30岁，由全国各地招聘来的，大部分是科技人员。”
邓小平听了，高兴地说：“很好，高科技项目要让年轻人干，希望在青年人身上。”
在激光视盘生产车间，当叶华明介绍他们每年要生产一部分外国电影激光视盘时，邓小平问：“版权怎么解决？”
叶华明回答说：“按国际规定，向外国电影公司购买版权。”
邓小平对此表示满意：“应该这样，要遵守国际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
邓小平边走边问，对公司的情况问得很仔细，他还问及原材料是否进口？我国目前能否生产？产品质量怎样保证等等，公司负责人都一一做了回答。
当邓小平看到几位女工正在擦拭刚生产出来的激光视盘时，便停下来问道：“你们是什么地方人？”
女工们回答：“汕头人。”
邓小平笑着说：“我一看就知道你们是广东人。”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临离开车间前，邓小平问到公司今年的生产目标。叶华明说：“今年要生产50万张激光视盘，250部激光视盘电影，国产片和外国片一样多，其中还有科教片和一部分卡拉OK。总产值可达3亿多元，利润8000万元。”
邓小平高兴地说：“很好，希望你们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邓小平到先科激光公司参观，给了该公司的职工以极大的鼓舞。
公司董事长叶华明后来说：
我是一直在党内老同志关怀抚养下成长的，见到邓小平同志身体很健康，我心里特别高兴。
我决心在深圳第二个十年建设中，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负小平同志的殷切期望。游览深圳民俗文化村
1月21日9时50分，邓小平在省、市负责人的陪同下，乘车来到民俗村。
当邓小平出现在中国民俗文化村东大门广场时，民俗文化村顿时沸腾起来了。
这边，丝竹管弦，悠悠扬扬；那边，威风锣鼓，铿铿锵锵；这里是秧歌队，扭得热火朝天；那里是高跷队，踩得多彩多姿，舞狮的、耍龙的，跑旱船的，穿梭不停。
身穿鲜艳民族服装的各民族青年，载歌载舞，夹道欢迎。
邓小平在欢迎的人群中走着，笑着，笑得是那么的开心。并不时地停下脚步，向大家鼓掌致意。
中国民俗文化村，是中国民俗艺术的荟萃之地，是集民间艺术、民族风情、民居于一园的大型游览区。
走出广场，邓小平由华侨城负责人、香港中旅集团分公司总经理马志民，陪同坐上电瓶车，由徽州街西行，缓缓驶经各个民族村寨。
所到之处，各少数民族的演员都在尽情地跳舞欢歌，敲鼓击乐，充满了欢乐祥和的气氛。
邓小平一行，在这里领略了千姿百态的民族风情，欣赏了古朴纯美的民间歌舞。而那别具一格的徽州石牌坊群，富有民族特色的贵州鼓楼、风雨桥、云南藤桥、金碧辉煌的西藏喇嘛寺等，又把邓小平一行带进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的长河之中。
正在这里游览的群众、港澳同胞和外国朋友，纷纷驻足道旁，鼓掌向小平同志致意。邓小平也频频向他们招手。
到新疆维吾尔族民居，邓小平走下电瓶车，在这里坐下来，兴致勃勃地观看维吾尔族舞蹈。
邓小平边看，边问华侨城负责人：“我来了，会不会影响你们今天的收入？”负责人告诉他，今天照常对外开放，不会受影响。邓小平听后，会心地笑了。
这时，邓小平的小孙子走过来，邓楠抱住他，说：“亲亲爷爷。”小孙子亲呢地吻了一下爷爷的面颊，邓小平显得十分的开心。
维族青年演员们，在漂亮的新疆地毯上，弹起冬不拉，敲响了手鼓，跳起了欢快的新疆舞。维族姑娘舞姿翩翩，人在旋，裙在旋，满头的辫子也在飞旋。
邓小平看了特别高兴。演出结束时，邓小平站起来鼓着掌，向演员们走去，称赞他们表演得好。游览深圳微缩景区
离开民俗文化村，邓小平步行，来到相邻的锦绣中华微缩景区。此时，已是10点多钟了，“锦绣中华”已经游人满园。
看到邓小平的到来，正在游览的港澳同胞、外国朋友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从远处、近处，从高处、低处，从四面八方，向邓小平鼓掌致意。
有许多人还举起相机，拍摄下难忘的镜头。邓小平满面笑容地向大家挥手致意。
“锦绣中华”是由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与深圳华侨城经济发展总公司，共同投资建设的。它于1987年破土动工，1989年9月正式对外开放。
邓小平坐上电瓶车，沿路观看了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岗石窟、乐山大佛、云南石林、漓江山水、长江三峡、黄鹤楼等景点。
来到“天安门广场”，邓小平下车观看了酷似北京故宫的“紫禁城”。
然后，重上电瓶车，经“长城”，“嘉峪关”，最后到达“布达拉宫”。
在“布达拉宫”前，邓小平停了下来，他说：“这里的景点很多我都到过实地，布达拉宫却没有去过，以后也没有机会去了。”
于是，家人提议：“那我们就在“布达拉宫”前照张全家相吧。”全家人就在此照了全家相，之后，邓小平也与陪同的负责同志合影留念。
邓小平兴致勃勃，原定在锦绣中华和民俗文化村半小时的游览，延长到了一个小时。
在驱车回迎宾馆途中，邓小平和陪同的负责同志亲切谈话。
邓小平说：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儿，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
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儿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
邓小平接着说：
不发达地区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
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当深圳市长郑良玉，汇报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搞好时，邓小平说：
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人民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可以搞上去。
我们完全有能力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搞好。
邓小平还谈到要尽快把经济建设抓上去。他说：
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儿，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邓小平的一席话，给了深圳领导同志很大的激励和鼓舞。游览仙湖的植物园
1月22日，深圳阳光明媚，仙湖植物园内更是春意盎然。
邓小平和杨尚昆带领两家三代人，到仙湖植物园种树和游览，给园内园外带来了无尽的喜悦。
仙湖植物园位于深圳市东北郊的梧桐山西坡，是以旅游为主，科研科普为辅的风景植物园。
仙湖植物园为深圳市“六湖”，即东湖、银湖、香蜜湖、西丽湖、石岩湖、仙湖之一，以其梧桐山之高、仙湖之美、沟壑之幽、岩石之奇、树木之秀，在“六湖”中后来居上。
9时45分，邓小平在省、市负责人陪同下，来到仙湖植物园。随同前来的还有夫人卓琳、女儿邓林、邓榕和小孙子。随后，邓朴方也来了。
先到这里的国家主席杨尚昆，同邓小平热烈握手。接着步入展览厅，观看仙湖植物园模型。
邓小平听了关于植物园的情况介绍后，高兴地说：“植物园大有可为。”
杨尚昆是在1月21日到深圳视察的。两位老战友在仙湖植物园相逢，真是高兴万分。
“我们在一起几十年啰。”邓小平深情地说。
“我们是1932年认识的。”杨尚昆说着，扳起指头数起来，“42、52、62……90，60年了！”
这时，身背3部相机的杨绍明走过来，握着邓小平的手，说道：“邓伯伯，新年好！”
邓榕说：“他是全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呀！”
邓小平幽默地说：“你们杨家有两个主席啰！”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
接着，邓小平和杨尚昆一同步入室内观赏植物区。这是一个大温室，培育着古今中外种类繁多的珍稀植物，让人目不暇接。
他们首先观看据说距今有15亿年的恐龙时代的树种柳锣。
邓小平说：“还有一种古代树种，叫水杉，现在全国都有了。有一棵很大的，在三峡附近。”说着，他用手比画了一下。
植物园负责人陈罩清说：“是的。水杉树种距今约7500万年，是在三峡附近湖北省境内发现的。”在场的人都很佩服邓小平同志丰富的知识和记忆力。
往前几步，有一棵小树，牌子上写着“发财树”。邓榕风趣地对父亲说：“以后咱们家也种一棵。”
再往前，有一棵无叶小树，牌子上写着“光棍树”。邓小平指着牌子问：“为什么叫光棍树？”
植物园负责人答道：“因为它不长叶子。”
转弯来到一片竹林。邓小平满有兴致地驻足观看。植物园负责人指着方竹、人面竹、佛肚竹、湘妃竹，一一介绍。
负责人说，毛主席诗句“斑竹一枝千滴泪”，所说的斑竹，就是这种湘妃竹。相传舜死于苍梧，他的两个妃子、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悲痛至极，泪水沾竹，滴淌成斑。所以，斑竹又称湘妃竹。
邓小平说：“成都的竹子也很多，有红的、黑的、紫的、黄的，也有方的。”
不知谁说了句，这里有的竹子就是悄悄从成都“弄”来的。
邓小平马上说：“这也属知识产权问题呀，我是四川人，要你们赔偿噢！”一句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在观赏植物区里，一片欢声笑语。
邓小平被这些珍稀的植物吸引住了，他观赏得很仔细，注意听介绍，还不断地提问。
他指着一棵天鹅绒竹芋问：“它长不长芋头？”植物园负责人答道：“不长，只供观赏。”
邓榕接着说：“爸爸很喜欢吃芋头。”植物园的同志说，这种竹芋的叶子，摸上去像绒布。
邓小平听了，好奇地摸了一下。杨尚昆随手捡起一片叶子，风趣地说：“带着留个纪念。”
这里有一种兰花，很奇特，叫“跳舞兰”。植物园负责人指着一朵兰花，向邓小平介绍说：“这兰花样子像个姑娘，它在跳迪斯科哩。”
邓小平笑着说：“是，很像个姑娘在跳舞。”
从观赏植物区出来，邓小平和杨尚昆等人向大草坪走去。置身于美丽的大自然中，满眼是青山绿水，茂林修竹，邓小平感到心旷神怡，他高兴地同家人在这里合影留念。
这里，绿色主宰了大自然的风光，使人流连忘返。邓小平说：“这里的环境真优美。”
杨尚昆赞叹道：“真是天上人间，世外桃源。”
10时10分，邓小平和杨尚昆在一片开阔的草地上，种下一棵长青树高山榕。邓小平和杨尚昆挥锹培土，接着，小平的家人也拿起铁锹，使劲地将土铲到树根上。邓朴方在旁人的帮助下，也培了几锹土。然后，邓小平和小孙子一齐，端起个红色的小水桶，给树浇水。
邓小平和杨尚昆在这里种下长青树，给深圳增添了无边春色，也将为子孙后代造福遮荫。
种完树后，邓小平和家人在湖边散步，一家人其乐融融，尽情享受这温暖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欣赏这如诗如画的湖光山色。
邓小平神采奕奕地迈着步，表现出他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摄影记者们纷纷按下快门，拍下这令人欣喜的珍贵镜头。在深圳发表重要谈话
1月22日15时10分，邓小平和杨尚昆在市迎宾馆，接见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的负责人。
随后，邓小平和杨尚昆，同深圳市领导班子的负责人合影。
合影时，坐在前排的有：邓小平、国家主席杨尚昆、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广州军区司令员朱敦法、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广东省委副书记郭荣昌、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市委副书记厉有为。
合影后，人们都围拢过来，同邓小平握手。邓小平同志亲切地和大家交谈。
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握着邓小平的手，向他问好，并邀请他1997年访问香港。
邓小平连声说：“好，好。”
广州军区司令员朱敦法，向小平同志敬礼、问好。
朱敦法后来回忆说：
那天的下午，在深圳桂园别墅的小花园里，我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正在散步、闲谈。
这时，邓小平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邓小平在等他们呢。
得信后，我们三人拔腿就向小平的住处跑去。
在别墅的客厅里，邓小平和杨尚昆坐在沙发上，刘华清指着我给邓小平介绍：“他是广州军区司令朱敦法，淮海战役时他是连长。”
邓小平非常高兴，说：“现在将军里在淮海战役里的连长也很少了。”
接着，邓小平问：“那年你多大？”
朱敦法回答：“21岁。”
邓小平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那时你还是娃子连长。”
在淮海战役这场波澜壮阔、规模宏伟的人民战争中，负责淮海前线一切事宜、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总前委，由邓小平任书记。
这天，邓小平对省市负责人做了重要的谈话。
邓小平说：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不冒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
李灏说：“深圳特区是在您的倡导、关心、支持下才能够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我们是按您的指示去闯、去探索的。”
邓小平说：“工作主要是你们做的。我是帮助你们、支持你们的，在确定方向上出了一点力。”
邓小平还指出：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在谈话中，邓小平还谈到：
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在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中，不搞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
会见结束后，回到驻地，刘华清说，在来深圳之前，他在北京看望过老人家。在邓家，孩子们都上班去了，他自己一个老人很寂寞。这一次看到他显得很精神。
这次接见，邓小平说了很多，这也是耄耋之年，老人家聊得最多的一次。嘱托深圳加快发展
1月23日8时30分，深圳市负责人以及警卫、服务人员，在市迎宾馆热烈欢送邓小平。
人们都依依不舍，希望邓小平同志能在深圳多住几天。邓小平和市负责人一一握手告别。
同车前往蛇口送行的，有李灏、郑良玉、厉有为等人。车子在宽阔的笋岗路向蛇口驶去。
在车上，邓小平和省市负责人亲切交谈。
李灏向邓小平汇报深圳改革开放的几个措施：
调整产业结构；放开一线，管好二线，把深圳特区建成第二关税区；加强法制，依法治市，加强立法执法工作；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的郊区等。
邓小平听后，说：
我都赞成，大胆地干。每年领导层要总结经验。
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
不断总结经验，至少不会犯大错误。
李灏说：“您讲的非常重要。我们要争取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
邓小平说：
我刚才说，第一条是不要怕犯错误，第二条是发现问题赶快改正。
谈着谈着，车子到了蛇口。李灏说，南山区管蛇口这一片，南山区发展势头非常好，南山的荔枝很有名。
全世界荔枝最好的是中国，中国荔枝最好的是广东，广东荔枝最好的是东芜、增城、深圳等地方。
这时，邓榕插话说：“那么，全世界的柚子哪儿最好呢？”车子里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
原来，邓小平平时在家里，常对孩子们夸耀四川的柚子最好。孩子们都不同意，认为沙田柚子最好。
笑声过后，邓小平说：“四川柚子最好，但认识统一不起来。”
邓榕说：“说沙田柚子好的多，说四川柚子好的少。”
车子在蛇口停了几秒钟，邓榕指着远处的“海上世界”，对父亲说：“这是海上世界，是您给题的名。”
车子接着到赤湾港，缓慢地行驶。邓小平坐在车上，察看赤湾港码头。
车子到达蛇口港码头。下车前，李灏对邓小平说：“您这次来，深圳人民非常高兴。我们希望您不久再来，明年冬天来这儿过春节。”
邓小平下车后，同前来迎接的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握手。然后，邓小平同深圳市负责人李灏、郑良玉、厉有为一一握别。
邓小平向码头走了几步，突然又转回来，向李灏说：
你们要搞快一点！把握时机，快一点将经济建设抓上去。
这是邓小平对深圳的期望，也是时刻索绕在他心头的一件大事。
李灏说：“您的话很重要，我们一定搞快一点。”
1992年1月19日到23日，邓小平在深圳极不寻常的日子。他在这里发表的许多重要谈话，对深圳的改革开放和建设，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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