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说：“导弹和原子弹一定要结合，现在，我把你们双方的专家请来了，就是为了在一起做好两弹结合的工作。”
●钱学森小心翼翼地把这根小白毛用纸包好，说：“我要把它带回北京去，作为负责任的典型事例来教育大家。”
●1966年10月27日，一条惊人的新闻传遍了世界各地：中国在本国的核武器的试验中，导弹飞行正常，核弹头在它预定的高度，准确地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
● 试验成功初步结合导弹原子弹
1964年6月29日，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在酒泉发射基地进行飞行试验获得成功。
时隔3个多月，即10月16日，在我国新疆罗布泊的上空升起了令世界震惊的蘑菇云，我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爆炸。
因此，两弹结合的步子越走越近了。
要知道，我国从事导弹和原子弹研制的两支队伍分属两个部门，而且，这两个部门都是核心机要单位，从保密和安保的角度考虑，之前，这两个部门没有任何来往，谁对谁都是一无所知。所以，要把二者“嫁接”在一起，自然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
两弹结合的重点是原子弹的小型化弹头，即核弹头与火箭的结合。因为，导弹对原子弹的重量和体积有严格要求，所以，原子弹必须要小型化，否则导弹是运载不了的。
为适应运载核弹头的要求，导弹也要做许多相应的技术改进。
首先是核弹头不能承受过大的冲击与振动。这就要求安放核装置的弹头密封舱既要有减震和缓冲的功能，还要有一定的刚度，能承受核装置自身产生的惯性力，避免核装置和壳体产生撞击。
其次，核弹头还要求盛放它的密封舱有空调，保持恒定的温度和湿度。
除此之外，导弹起飞后的冲击、振动，弹头再入大气层产生的高过载，发动机和激波产生的噪声和脉动压力，运输中的冲击、振动等等固有的环境条件，也是保护核弹头所必须考虑的因素。
针对这些技术问题，早在1963年3月，国防科委张爱萍邀请二机部的刘西尧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王秉璋，分别介绍原子弹和导弹的研制情况。
张爱萍说：
导弹和原子弹一定要结合，现在，我把你们双方的专家请来了，就是为了在一起做好两弹结合的工作。
同年11月，国防部五院科技部长耿青主持了一、九院情况交流会，一分院副院长林爽向九院领导朱光亚等人，介绍了中近程导弹的参数以及研究进展情况。双方还商定：由九院派员到一分院了解具体情况。
12月，鉴于原子弹、中近程地地导弹的研制工作已经取得重要进展，以及美、英、苏三国签订部分核禁试条约后出现的国际形势，中央专委研究了核武器的发展方向问题。
会议确定核武器的发展方向为：应以导弹核弹头为主，空投核航弹为辅。并责成国防工办、国防科委组织二机部和五院立即对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工作做出全面的计划和安排。
1964年1月，中央专委决定等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立即开展核弹头的研究设计，并加快中近程地地导弹的研制，力争早日以配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导弹装备部队。
随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了这一计划。自此，我国中近程地地导弹核武器的研究拉开了序幕。
在这之前，由于我国科研人员在“两弹结合”的技术问题上没有实践经验，因此在研制过程中，对如何鉴定导弹核弹头的性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
起初，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认为，原子弹头在经过导弹飞行环境条件的地面模拟试验、爆轰试验、引爆控制系统全射飞行试验、检验原子弹头核性能的地下核试验后，便具备了配装中近程导弹的条件。
因此，国防科委原安排的第三次核试验是一次地下核试验，目的是测量中近程导弹原子弹头的威力和性能参数。
同年4月，九院几位主管核装置总体方案的设计人员来到一分院，进一步了解导弹的情况。这次会面，双方协商了核装置在弹头内安装的要求和基本参数。
同年9月，中央专委对两弹结合的近期工作做了部署，决定由二机部和国防部五院共同组织论证组，由国防部五院牵头，具体工作由一分院总体设计部负责。
为进一步进行技术协调，谢光选指定朱桂芳等12人到九院与对方进行一对一的协调。
12月，国防部五院正式提出“两弹结合”的总体方案，进行核弹头头部外形尺寸和头部加温系统等技术协调工作，并做了十多项地面试验。
按原计划，国防科委和二机部预备进行一次地下核试验，用来模拟测定核弹头在实际飞行状态下产生的高过载和脉动压力，以获得相应的技术参数。
1965年1月，国防科委和二机部经过深入分析后认为：进行地下核试验，不能考验原子弹头在实际飞行中，是否能够承受高过载和脉动压力，因此，拟暂不进行地下核试验，而改为先进行飞行状态下的“冷”试验。在确有把握的基础上，再进行飞行“热”试验。
所谓的“冷试”，就是指导弹装载模拟核弹头进行各种试验，比如，振动和冲击试验、静力试验、噪声试验以及运输试验。通过这些试验，人们能够检验核装置是否适应导弹在飞行中的各种环境条件。
而所谓“热试”，是指在上述“冷试”试验中，导弹弹体和模拟核弹头的各项指标检验合格后，进行的核弹头的实弹飞行爆炸试验。
同年11月，国防科委邀请二机部、七机部、总参作战部、装备计划部和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核试验基地等有关负责人，研究了中近程地地导弹核弹头实弹试验的问题，并讨论了试验方案。
会议认为，采用地面各种环境条件模拟试验和地下核爆炸试验，都不能完全模拟出飞行过程中的真实状态，起不到综合检验的作用。
而采用飞行“冷”试验方式，也不能全面综合检验原子弹头在飞行过程中的真实状态。
所以，必须采用全射程、全威力、正常弹道、超低空爆炸的试验方式进行“热”试验，既可达到试验目的，又符合实战情况。
从导弹的可靠性及试验的安全问题分析，中近程地地导弹本身有自毁装置，如在导弹飞行的主动段发生故障不能正常飞行时，可由地面发出信号将弹体炸毁，可靠性是很高的。
再说，核弹头有保险开关，如在主动段掉下来，因保险开关打不开，只能发生导弹弹体自毁爆炸或落地撞击，不会引起核弹发生核裂变。所以“热”试验既是必须得，也是安全的。
因此，会议决定，使用近程地地导弹，先进行飞行“冷”试验，作为飞行“热”试验的练兵；飞行“冷”试验成功了，接着就进行飞行“热”试验。同时还就发射阵地、弹着点的位置及射程、测试项目、任务分工等问题作了具体研究。
12月13日，二机部向中央专委提出了上述建议。
12月底，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议，对这一建议作了慎重研究，责成国防科委会同二机部多做几种设想，进行研究比较，然后提出方案供中央专委审定。
周恩来说：“进行这样的试验，我总是不放心，怕掉下来，二、七机部再研究一下。七机部主要研究如何保证不掉下来，二机部主要研究万一掉下来，保证不会核爆炸。”
1965年12月31日，中央专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周恩来说：
“明天是元旦，1966年将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两弹结合’试验准备进展顺利，接着要抓战术导弹。”
“我们的试验，原子弹也好，导弹也好，都要从最大的节约出发，不要浪费。开专委会的作用在于促进群策群力。原子弹爆炸成功就是群策群力的结果。”
他接着说：“今年是‘两弹结合’的试验年，明年是导弹年。明年在导弹上要前进一步，希望后年要出更大的成果。”
“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要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否则会落后。”
会议正在讨论新的实弹核试验时，乔登江匆匆忙忙地从马兰基地赶来。周恩来笑问：“乔老爷，什么时候上轿呀？”乔登江乐呵呵地：“该上轿了！”
大家一听都笑了起来。他们所说的“上轿”，就是指正在准备中的下一次试验，而“乔老爷”则是乔登江在核基地的雅号。
最后，谈到试验的经费问题，周恩来对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李先念说：“先念同志，‘乔老爷’的事情，还要请高抬贵手呀。”
李先念立即把手高高举起来，幽默地说：“对于‘两弹一星’的事，我的手始终抬得高高的呀！”
导弹核武器“热试”已迫在眉睫，可是我国本土上进行“热”试验，安全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我国即将进行的这次试验，导弹所经过的弹道地区，有大大小小的城市和村庄，万一导弹在飞行中出了故障，中途落了地，或弹着点偏差太大，偏离了弹着区，都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要知道，这类试验，在美国和苏联都是在公海上进行的。可是，要想建立一个公海实验场，短时间内，谈何容易！
这就要求核弹和导弹有极高的可靠性和安全性，确保试验安全、万无一失。为此，聂荣臻决心再找钱学森他们摸摸底。
1966年2月的一天，在三座门军委办公厅的一间会议室里，主持会议的聂荣臻细心地倾听着各个方面的情况，直到深夜，讨论还在热烈地进行。
聂荣臻问：“导弹和原子弹结合，在我国本土上进行‘热’试验，大家说说看，到底有多少成功的把握？”
会议室一下安静下来。聂荣臻说：“你们放开讲。”
钱学森首先说了自己的看法。
大家都认为：百分之九十的把握还是有的。
听到这里，聂荣臻沉思了片刻，手在桌子上用力地一拍：“试吧！就这么定了！科学试验总是有成功，有失败，谁也不敢打百分之百的保票！有百分之九十把握，我就可以下决心了！”
2月26日，国防科委将研究结果报告中央专委。随后中央专委召开了专门会议，审慎地研究了国防科委的报告。
3月1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十五次会议。
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今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国防科委关于两弹结合实弹试验的报告。”
为了保证导弹飞行弹道下面居民区的绝对安全，会上，中央专委会责成国防科委必须采取最严格最可靠的安全措施。
最后，中央专委在广泛听取了专家和二、七机部领导干部的意见后，决定：
第一，由二机部负责对核弹头进行着地撞击和发生燃烧等异常状态下严格的地面模拟试验，确保核弹头在未解除保险时，即使发生各种异常状态，也不会发生核爆炸。
第二，飞行“冷”试验即不装核燃料的试验，在确有把握的基础上，再进行飞行“热”试验即装核燃料试验。
第三，正式发射试验前，由国防科委在组织进行若干次严格的试验，以检验导弹及其核弹头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第四，由总参谋部、国防科委切实做好紧急疏散居民和参试人员的准备工作。
中央专委要求，8月底以前完成“热试”的一切准备工作。
同时，中央专委决定将罗布泊核试验场作为这次导弹核武器试验的弹着区。
随后，聂荣臻在三座门进行了部署，他代表中央专委宣布：
谢光选为两弹结合技术协调组组长，龙文光为副组长。
就在国防科委副主任兼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张蕴钰接到“罗布泊核试验场作为这次导弹核武器试验的弹着区”的命令后，大地测量的三角旗再次飘动在楼兰废墟，连楼兰古城的那座佛塔上也竖起一根引人注目的测量杆。
随后，张蕴钰、副司令员张英也率领有关人员从马兰基地出发，踏遍了罗布泊西面800平方公里的荒漠，对弹着区进行了多次勘察。
马兰基地试验区所在的罗布泊地区人烟稀少，营区离试验区约700公里。那里干旱缺水，风沙特别大，一年四季一场风，从年初刮到年尾。
那时，当兵的有3件宝：水壶、风眼镜、大皮袄。冬天下雪冻得要命，雪厚得能没过膝盖。夏天地表温度达到四五十度左右。
马兰基地主要担负我国核试验的组织指挥、测试分析、工程技术和后勤保障等任务，每年都有不同的试验任务，来测试核武器对不同距离地面暴露物或地下物的损害程度。
试验所需的物资全部从内地运进吐鲁番，再用汽车运回部队仓库。
一个老兵回忆说：“经常是十几车物资拉来，等卸完就是大半夜了。有一次我刚穿了件新秋衣就赶上卸货，干完活儿洗了澡累得忘了洗衣服，倒头便睡。第二天起来一看，秋衣上的水泥、石灰和汗渍凝固在一起，一揪就碎成一缕缕的布条。”
3月14日，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余秋里等来到兰州铀浓缩厂，受到职工们的热烈欢迎。
研究员杨澄中、钱皋韵、王承书和厂领导张丕绪、王介福、郑流阳、刘宝庆等人陪同邓小平一行参观。
邓小平握着女研究员王承书的手说：“我见过你嘛！1959年，你胸戴大红花，参加了全国的群英会，是不是？”
王承书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邓小平说：“从此，你隐姓埋名，不知去向，原来在这里呢！连你的老公张文裕也找不到你咯！”
邓小平向欢迎的人群说：“1月14日，你们厂高浓铀一次投产成功，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及时提供了装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
接着3月25日,邓小平又来到东风基地，参观了“热试”的前期试验。
他边参观边说：“你们把戈壁滩建设得不错嘛！说这里以前是：风吹石头跑，遍地不长草的无人区。现在有了铁路、公路、树木、楼房，像个小城市了！你们辛苦了！”
望着发射架上的导弹，邓小平说：“短短几年，你们成功地发射了一发又一发我国自己制造的导弹，成绩很大啊！”
3月30日，邓小平、薄一波、刘澜涛、赵尔陆、刘西光一行，还专程视察了青海金银滩核武器研究院。
薄一波对他们说：“大家吃了不少苦啊。”
李英杰说：“苦中有乐，乐在苦中。”
邓小平笑着说：“中国人苦了几百年，现在总算熬出头了！”
4月，张蕴钰签署了给国防科委的勘察情况报告。报告说：
弹着区中心点选择在离孔雀河XXX公里，距3号发射阵地XXX公里的一片荒漠上。
这样，遥测站和试射用的观测站绝大部分都可设在孔雀河北，测试、工程、通信绝大部分可利用空投试验场区原有设施，工程量小，对场区安全没有影响。
根据以上勘察结果，国防科委决定：导弹发射基地于同年6月至8月抢建50号阵地，并作为简易发射场。
5月9日，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成功。
14日，国防科委致电导弹试验基地和核试验基地，对做好“两弹结合”试验的准备工作，进一步提出了安全生产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6月30日，周恩来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后，由拉瓦尔品第回国，于14时40分到达罗布泊马兰试验基地，检查这次导弹核武器试验的准备情况。
他一下飞机顾不上长途飞行的疲劳，就在基地第一招待所接待室听取了汇报，还与正在基地检查工作的杨成武代总参谋长谈了话。
听取汇报时，周恩来说：“我看见了第一次原子弹爆炸用的铁塔弯弯曲曲地倒在地上，从空中看得很清楚。可见那颗弹的威力之大，所以，这次也马虎不得呀！”
随后，周恩来又视察了地地导弹发射阵地，观看了地空导弹的实弹发射。
当导弹喷射出浓烈的火焰腾飞时，周恩来从座位上站起来，用手遮着光线，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导弹在天空中飞翔。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由杨成武和基地李福泽代司令陪同，乘直升机视察了马兰基地场区以北的居延海、黑城子、乌苏木等地，还察看了兰州军区防务工事。
9月上旬，准备参加运载核弹的导弹和试验队伍到达马兰试验基地，开始了实弹试验前的准备。
随一院试验队一起出发的国防科委副主任张震寰传达了聂荣臻的指示：
试验的准备情况和重大问题要随时报告周恩来总理。导弹核武器冷试成功
9月中旬，核弹头的部件分别运往远在罗布泊的发射中心区，即首区。
随后，二机部副部长李觉、七机部副部长钱学森分别带领专家和技术人员组成作业队、试验队，进驻场区与基地共同承担测试发射任务。
所有参试人员以强烈的责任感，对核弹头的部件做了细致地检查。
他们在检查时，做到每一个开关、每一个电钮、每一个螺帽、每一个焊点都不放过。以保证使每个环节都绝对可靠，每台设备、每个参数都保持最佳状态。
在进行弹体内外观察时，新战士王长山发现：弹体内部24号插头第五接点里有一根约5毫米长的小白毛，他怕造成通电接触不良，就用镊子夹，细铁丝挑，都没能取出来，最后用一根猪鬃，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它挑了出来。
在现场负责安装调试的钱学森得知这件事后，非常赞赏，并小心翼翼地把这根小白毛用纸包好，说：
我要把它带回北京去，作为负责任的典型事例来教育大家。
安全控制中队在检查主车输入电缆总接头时，第一遍、第二遍检查都没有发现问题，接着他们又进行第三遍检查，结果发现了一个虚焊接点，随后便进行了紧急补救。
通信中队也对仪器设备的每条线路、每个元器件、每个焊点都进行了认真地检查，仅检查接点就达1万多个，调试电子管1千个，并排除许多了疑点和隐患。
当时，参试部队认真落实“五定”，即定人员，定设备，定岗位，定动作，定相互关系的制度，大力开展预想活动。共预想出各种可能出现的故障及异常现象1865条，并分门别类记成卡片，逐条排队落实。对其中可能影响全局的21条重大预想故障制定了处置方案。
远在700公里外的马兰发射基地，作为首区，指挥协调枢纽。为使弹着区可靠接收进信号，几次派技术人员携带仪器到核试验基地协同演练。
核试验马兰基地先后3次到发射中心区研究协同各个事项，并派人组成作业队，担负发射首区的安全防护。
张蕴钰在这里和李觉又见面了，老朋友异地相逢格外亲切。
李觉说到在火箭舱里如何和别人争地盘的事情，他颇为诙谐地说：“不管怎样吵嘴，最后总是钻进同一个被窝，不是冤家不聚头嘛。”
发射中心区代司令员李福泽也向张蕴钰一行介绍了发射情况，也一再强调导弹弹着点的准确性。大家互相鼓励。
张蕴钰说：“发射首区之行，使我感到非常愉快。你们和我们一样常年战斗在戈壁滩上，这次风险很大，某种程度上说比我们的风险更大。一颗原子弹放在几万人生活的地区中间，他们是一种什么心情我完全理解。我对他们说：要鼓捣响这玩意儿并不容易，一般比常规炸弹要安全。”
张蕴钰、张英在看望核试验基地派到发射首区的防护分队时，送给他们一个大西瓜，防护分队的同志们却说，这个西瓜应该送给对“决战”起关键作用的发射二中队。
他们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慰问信，把西瓜送到发射二中队。
二中队的同志认为这个瓜他们也不该吃，写了一封慰问信，把西瓜又送给七机部工作队。
就这样，这个瓜转了16个单位，带着一叠慰问信，最后转到试验临时党委。
后来，导弹发射基地政治部受全体参试人员之托，给国防科委政治部写信，请他们把这个瓜和部分慰问信送给毛主席。
再说说发射中心区发射演练的故事。
在这次试验发射任务的第一次合练时，由于大家没在一起配合过，暴露出许多问题，强寒流袭来时，又给调温工作带来一些新困难。
工人师傅看到战士缺乏经验，就手把手地教，耐心讲解；二中队的同志则主动给技术人员送来棉衣被褥。
在零下十几度的夜晚，为了不让机器、设备冻坏，老工人就睡在机器旁，夜间多次起来开机预热。
1966年9月28日，周恩来以中央专委名义给马兰发射基地发去电报。
电报强调指出：
这次实弹试验，一定要确保绝对可靠，绝对安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出了事影响太大。
10月初，导弹在基地技术阵地测试检查基本完成后，谢光选带领参试人员，开展了一次质量复查和事故预想。
这次事故预想提到红柳园的安全问题。
红柳园是兰新铁路柳园附近的一个居民点，大约有两万居民。
按照既定的“热试”方案，红柳园差不多就在射程中点的射面上。所以大家担心：若导弹起飞后，出现故障提前关机，会不会落到红柳园地区？
尽管九院的专家说，就核装置本身而言，最多可能会发生化学爆炸，一般不会发生核爆炸。但是，即使只可能发生一般的化学爆炸，爆炸后溅落的放射物，也是一个极大隐患。
为此，谢光选和总体设计部的工程技术人员经过几个昼夜的反复研究，提出一个建议：导弹的射向再向南偏一个角度或弹着区观察测量人员向北移。
为了落实这个建议，国防科委副主任张震寰决定亲自去核试验基地进行现场勘察，以决定南偏的落点。
经过实地勘察，张震寰他们发现：原来，核试验场南边，就是楼兰古国遗址，那里有大片荒芜人烟的沙漠，驱车走了两小时，还见不到沙漠的边缘，因而，射向南移是完全可能的。
新的落点选定后，当时在指挥现场的钱学森，要谢光选亲自组织后一项建议的分析工作，并指定总体设计部的朱桂芳随张震寰到核试验基地勘察落点。
导弹会不会坠毁在红柳园，谢光选让魏其勇做了概率计算。经过分析和估算，坠毁在红柳园地区的概率只有十万分之六。
十万分之六的概率！终于，党中央和周恩来放心了。
实弹试验的时刻一天天临近了。
为了确保“两弹”结合飞行“热”试验万无一失，10月7日，在发射中心区又地进行了一次实际检验安全自毁系统的“两弹”结合飞行试验。
导弹起飞后，弹上和地面所有的设备工作正常，并按预定程序、弹道、时机，弹头在先、弹体随后在空中爆炸自毁。
弹着区也按正式试验程序进行了合练。这时试验的结果证明，导弹工作正常，安全自毁系统可靠，达到预定的试验目的。
10月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议，听取张震寰关于“两弹”结合安全自毁试验的结果，“冷”、“热”飞行试验的准备情况，以及10月份符合试验条件的好天日期预报的汇报。
随后，周恩来指出：
这次试验关键性大，美国是在海上搞的，法国还未搞过，我国是在自己大陆上搞，不要出乱子。
“冷”试弹要严格检查，都要记录下来，“热”弹一点差错没有才行，要把各种因素都考虑到。
弹头撞击试验，斜撞击、横撞击都要进行试验。
红柳园安全问题，由铁道部政治部派一名副主任去安排，在10月20日前准备好。
弹着区安全问题，“冷”弹试验时，弹体在被动阶段也会炸，人员要撤远一些。
“热”弹头运输要用专车，由国防科委负责安排。
这次试验，由国防科委张震寰负责，10月10日到基地，两个基地都要看一下，“冷试”回京再汇报一次，报主席下决心。
“冷试”现在就做安排，时间在10月15日前后。冷试详细结果要在二三天内报来。
这次试验二机部李觉和七机部钱学森同志都参加。
会上，聂荣臻说：
安全问题，核试验基地工作区还要做一些工事，热试验时，另一任务场区工程要停一下。
10月13日8时30分，第一发“冷”试验弹发射成功；16日17时30分，又成功进行了第二发“冷”试验弹的发射。
这两发运载模拟核弹头的导弹飞行正常，引爆控制系统工作可靠，并在弹着区内预定的高度按程序起爆了炸药部件，从而进一步检验了导弹以及爆控制系统的可靠性。
10月20日，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这是导弹核武器试验前的最后一次专委会。
罗舜初、钱学森、李觉、张震寰、胡若嘏、谢光选、龙文光等工作人员围坐在两圈沙发上，一张巨大的地图在中间的地毯上展开。
大家在等待周恩来。会议原定晚8点30分开始，这时秘书进来说：“总理那个会还没结束，结束后再开这个会。”
一个小时后，周恩来和叶剑英来了。这时，―位服务员端来一小碗面汤、两个包子。
叶剑英说：“吃过饭再开会吧？”
周恩来说：“你们开会，我边吃边听。”
于是张震寰开始汇报两次“冷试”的结果和“热试”的准备情况。
周恩来一边吃一边询问一些事情。图纸摆开在地毯上，他趴在图纸前，看看导弹飞行弹道，看看弹道下的居民分布情况。
周恩来反复问：导弹能打多远？核弹头杀伤范围有多大？有没有危险？他的着眼点，一是安全，一是国际反应。
叶剑英说：
三大战役，难道就有绝对的把握么？难道就没有一点风险么？打仗，有时候要敢于冒险。没有冒险精神，也就不可能创新，不会有科学的发展。在座的各位是科学技术专家，你们说，是不是这样？
叶剑英继续说：
导弹、原子弹研制成功，是全国大协作的产物。而这次试验是空前的大会战，有二机部、七机部、铁道兵、总参气象局等几十个单位上万人参加。所以，这次试验，既是物质的考验，也是精神的考验。我相信，革命加科学，无往而不胜！
这种试验，只能进行一次，所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世界上一切反动派都在看着我们。他们总想有一天又要把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推倒在地，重新沦为他们的奴隶。
叶剑英又说：
这次试验搞成功，在国内外将引起很大震动，过五关斩六将，“热试”这是最后一关，一定要检查得更仔细，连一个螺丝钉都要检查到，提出100条、1000条方案都不嫌多！坚决杜绝疏忽大意！
最后，周恩来说道：
这次热试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一定要百分之百的完成。从领导到每个人都要更加细心，保证地面上没问题，操作中不出问题，坚决消灭掉人为的差错。工作检查好了，要让部队好好休息，搞好伙食。
一直到24时过了，这个会才开完。
秘书告诉总理，那边还有一班人等着哩。
就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决定聂荣臻同志去发射现场主持这次试验。
可是，临近试验前，聂荣臻生病了。一天，周恩来忽然来电话，询问聂荣臻身体状况如何。聂荣臻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的重量，也清楚此时此刻总理打电话来定有要事，便回答说：“一点小病，已经好了。”
周恩来又问：“能不能去发射场？”
聂荣臻提高声音回答：“身体好好的，怎么不能？”
10月24日，临射前三天，毛泽东接见了聂荣臻和钱学森，听取他们的汇报。
临别时，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这次要准备打败仗，打了败仗也不要紧，接受教训就是了。
10月24至29日，发射区和弹着区，共同进行统一勤务信号和通信联络的合练以及发射合练。实际检查了弹着区的各种测试设备、控制系统、有线电及无线电通信设备及线路工作状况。准备热试导弹核武器
10月25日，聂荣臻受毛泽东、周恩来的委托，飞抵导弹试验基地，亲自指挥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
聂荣臻到达基地后，立即召开试验临时党委会，听取导弹、核弹头测试情况和气象部门的汇报。
聂荣臻说：“我来之前，毛主席对我说，你过去是常打胜仗的，这次也可能打败仗，打了败仗也不要紧，搞试验哪有不冒风险的。”
“毛主席的意思是：要有两手准备，让我们不要打无准备的仗，不要打无把握的仗。这次试验前三发‘冷试’是顺利的，所以‘热试’一定要谨慎。”
随后，聂荣臻听取了发射场区气象情况汇报。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25日夜里，发射场区将有强寒潮，以每秒20米以上的风速袭来，可能直接影响核导弹发射的顺利进行。
聂荣臻思索了几秒钟，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随后，他果断同意按程序进行核弹头的转运、火箭燃料加注和发射前的准备，并要求及时将情况报国防科委和周总理。
聂荣臻同时指示：
组织要更严密，工作要更周到，动作要绝对准确，一定不能出差错。
10月25日夜里，气温果然下降到零下十几度，狂风刮得电线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10月26日下午，导弹与原子弹转运分队出发了，由基地代司令员李福泽和第一试验部政委高震亚带领，从技术厂房向50公里外的发射阵地转运。
由于强寒流突然袭来，气温下降到零下十几度，狂风卷着黄沙，刮得天昏地暗，遮天蔽日，能见度不到20米。
汽车上装着导弹和核弹头。白天开着大灯，顺着电线杆缓缓而行，只见每一根电线杆旁边都有两个民兵在值班放哨。
司机佟连捷开车的时候，后边的车看不到前面的车，从窗户上看去就像黄河的河水里头那个沙子，全部是黄的。
三四辆车一个车队，走着走着，不久，大家发现一个车走丢了！找不到了，不知是走错路了，还是没跟上。
载着核弹头部件的车迷路了！这个消息无疑是晴天霹雳，指挥部的同志们十分紧张。运输车到底去哪里了呢？核弹头会不会发生危险？一连串的问题，把人们的心揪得紧紧的。
而此时，迷路的装载核弹头零件的运输车正在大漠中艰难前行。开始呢，是沿着这个电缆沟走，后来发现不行，就往回找电杆，顺着电线杆走。
3个小时后，那辆迷路的运载核弹头部件的车沿着电线杆慢慢地到达了发射场，大家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然而，当时的风力并没有明显减小，仍然是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沙子打到人脸上都疼。
聂荣臻元帅来了，虽然67岁的他还在感冒发烧，可是他坚持来到对接现场，并亲自坐镇指挥，无论别人怎么劝说他都不肯离开。
聂荣臻等在发射阵地上，仔细观看着发射部队在操作。导弹吊离运输托架，在空中不停地晃动。
导弹、核弹头转到发射阵地后，聂荣臻和国防科委张震寰副任、二机部副部长李觉、七机部副部长钱学森等领导同志，顶着风一直在阵地上仔细观察着部队操作。
在进行瞄准、校零及临射前各项测试检查时，聂荣臻也始终在试验现场，坐镇指挥。
核弹头车队到达发射阵地后，风速稍微小了一点，但仍在18米／秒左右，刮起来的飞沙，打在脸上像针扎一样。
在这样的情况下，二中队吊装组打破了风速在15米／秒以上、气温在零下11度以下，不能使用高架起重机的规定，迅速展开了设备，进行吊装。
由于风太大，导弹刚吊离运输车就在空中不停地摆动。他们立即组织了16个人在两侧用绳子将导弹拉住，可是，人站立不稳，龙门吊还是轻微晃动。
一直在现场的张震寰副主任关切地对一部参谋长、阵地指挥员王世成说：“风太大，不行就停一会儿。”
为了防止碰撞，他们重新组织人力，又增加了1条绳子和12个人，有人拉着，有人扶着，有人观察，准确而精细地操作着。
他们用最慢的速度将导弹起竖起来，然后一毫米一毫米转吊、固定在发射架上。
面对这样的天气，导弹还能不能在预定的明天9时发射？技术人员的心又悬了起来。
后来气侯专家说，到傍晚以后，风力会减小，到夜里晴天。当天午夜，风力果然渐渐变小了。
此时正值初冬季节，室外的气温达到零下十几度，核弹头和导弹弹体即将实施对接，这是发射前的最后一个重要环节。
当时，基地官兵称原子弹为“娇小姐”，而在气温条件特殊的环境中，这个可爱的称呼背后却暗含着巨大的风险。
比如说，当时基地的温度很低，基地官兵在运输、安装核弹头时，自然是艰苦的。可是，如果核导弹在温度很高的夏天发射，发射时震动又很大，核弹头是既怕震动，又怕高温度，显得特别娇气，所以被称作“娇小姐”。
在接下来的弹体和弹头的对接，也有很大的风险。这是因为，这种对接在我国也没人做过。
负责对接工作的是年轻技师田现坤，尽管气温零下十几摄氏度，他却硬是穿着单衣，利用弹头和弹体之间的狭小缝隙，把密密麻麻的线路一个一个连接起来。
此时，除了严寒，田现坤还面临着一个严峻的生死考验。那就是：弹头和弹体连接时可能发生静电感应，而这样的静电感应是致命的，因为它随时都有可能引爆核弹。
就在这时，钱学森也来亲自指导对接工作，他始终同大家工作在一起，这给了官兵们极大的鼓舞。
大家几次劝聂荣臻和钱学森撤出去，他们说：“不行，你们在这操作都不怕，我们更不怕，就在这！”
1个多小时过去了，田现坤终于像绣花一样完成了上百个动作，准确可靠地把导弹和核弹头连接在了一起。
接着，测试发射人员顶着狂风，冒着严寒，连夜进行各项测试检查。
在进行导弹瞄准调试时，一阵狂风袭来，眼看瞄准仪器被刮倒，操作手毫不犹豫地解开衣服将仪器抱在怀里，避免了一起事故。
舱机操作手赵富修为了消除导弹起飞的电压“0位”误差干扰，冒着零下十几度的强寒流，坚持不戴手套，用冻僵的双手认真仔细地调整。
按技术要求，电压误差调到0�3伏即可，当他调到0�05伏时，还不满足，硬是将4个舱机的电压误差全部调到“0位”。
10月26日，罗布泊发射场区，弹头系统联试大厅中，本来就稀少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仪器室闪烁的氖灯，变动的波形，跳荡的数据，急促的口令，构成了一种神秘而奇妙的氛围。
联试大厅里除了指令声和仪器的声音外，再也没有其他声响。人们屏住呼吸在静静地等待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系统部件按照指令，在正常地运行着。就在这时，意外故障发生了，引信机发生误动。
引爆控制系统是整个弹头的“中枢神经”，是关键的部位，也是最担风险的部位，稍有差错，整个试验就将失败。
这时，联试大厅里，人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此刻的电子学专家彭定之也坐在指挥桌前，陷入了沉思。毕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也许是紧张的缘故吧，他的手指不停地在桌上敲打着。
当时，整个大厅里的人都以焦急的目光注视着他。此时，离预定发射时间越来越近了，而试验一旦失败或被推迟，带来的损失和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
大家一起献计献策，分析，测试，试图找出误动的原因。当时，有人做了一个起身动作，蓦地，彭定之的手指停住了。
他忽然想起：头体分离时，是不会发生引信误动的呢。随后，他把这个推测告诉了大家。
大家一听，都说：“有可能！”
来不及了，说干就干！核弹体经过反复地分离试验，果然如彭定之推测的：正是核弹体头体分离时，使引信机发生了误动。
一场虚惊后，大家都开心地笑了，领导们心头的石头也落了地。
“0时”前一小时，罗布泊核试验弹着区。在指挥所里，张蕴钰不时地和张志善、张英两位副司令员交谈着，借此来冲淡紧张的气氛。
山头上的风和气象预报大不一样。风很大，至少有七八级。天气有些冷，大家虽然紧张，但都表现得非常镇静。
他们把指挥所选择在山顶上的另一个目的是，一旦导弹出现偏差，如果落在前面，可隐蔽在山后；如果在山后爆炸，可隐蔽在山前。
山顶成了他们进退依托的屏障。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自我安慰。如果导弹出现毛病落在这里，在高空爆炸，无论隐蔽在哪里都无济于事。
一个人所能承受的压力是很弱的，何况这一切都发生在瞬息间，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但能够自我安慰一下也好。
当预定时刻临近的时候，气象变化对弹着区的安全有些不利。
但首区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特别是燃料加注后更不便推迟发射，那里几万官兵、职工、家属和附近上万名群众已经做了疏散转移。正如聂荣臻所说：“箭在弦上，不能不发！”
和首区相比，他们觉得末区几乎是无足轻重的，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再可顾虑的了，一切听候首区的。
随后，末区的张蕴钰在指挥所和首区的张震寰用电话互相通报了情况。
张蕴钰对张震寰说：“大家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气象条件以及其他一切工作的安排首先考虑首区的需要，什么时候发射都可以，弹着区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光学、力学测量仪器、遥测设备、系统接受设备、观察仪器、控制仪器等设备分别布放在各个测量点上，经过调试，单项和全场联试以及发射首区进行合练，所有仪器设备工作正常可靠。”
为这次试验，在戈壁滩上架设了几百公里专线和复线，以有线电为主准备两套通讯方案，和首区建立了专线联系，经过4次合练预演，证明完全可以满足指挥和勤务保障的需要。
安全问题仍然是马兰基地总指挥部考虑的重点问题。根据弹着区最大偏差距离和安全边界的范围，马兰基地指挥部命令：把测试点、站全部布放在安全边界之外。
他们还命令：负责保卫的部队布置在导弹弹道走廊横偏几十公里以外较安全的地区。
基地指挥部还配备了充足的防护器材。对远区居民点的安全做了论证，对距靶心以东导弹走廊几百公里内进行了空中侦察搜索。空中穿云取样各型飞机进行了多次演练。
夜间，张蕴钰决定把末区即弹落点区的现场指挥部，搬到预先选定的靶心以北的一座山头上的指挥所内。
10月27日5时，发射阵地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就等待加注推进剂了。
阵地上安装有直通周恩来办公室的专线电话。张震寰副主任在电话上向周总理作了汇报，请求加注、发射。
周恩来听了很高兴，指示说：
可以加注，要安全发射，准时发射，祝你们成功！
紧接着，阵地上进入加注推进剂及临射前的各项检查之中。
七机部作业队长谢光选后来回忆说：
导弹加注前，临时党委特别考虑到聂帅的安全，做出决定让他进防护掩体。眼看加注时间到了，可聂帅还在外边察看。
发射团长着急了。问我是否加注；我说：聂帅不撤至安全区，我们就不加注。
过了一会儿，基地司令把我喊去，要我去请聂帅回安全区。我说：这件事该你司令来办，我去算什么？他答：聂总尊重专家，你去嘛。
我奉命行事，先给聂帅敬个礼，然后说：该加注了，您在这里，我们只好中止；您离开这里，我们就可以加注了。
聂帅问：这是谁说的？我回答是党委定的。他没有再说什么，又细心地察看一番才走向安全区。试验导弹核武器成功
8时，核导弹发射进入“1小时准备”。
发射场区的第一批撤离人员乘车离去，聂荣臻和发射最后操控的“七勇士”一一握手告别。
“七勇士”是基地第一试验部政委高震亚、参谋长王世成、二中队队长颜振清、控制系统技术助理员张其彬、加注师刘启泉、控制台操作员佟连捷、战士徐虹。
地下控制室距发射台最近，也是最危险的地方，控制室离发射台只有100米，深4米，万一试验不成功，很可能遭致惨重后果。
当时，“七勇士”都早已写好的遗书交给了基地党委。随后，聂荣臻上了车，还在向“七勇士”挥手，汽车在晨曦中缓缓离去。
早在地下控制室建设之初，出于安全考虑，在地下控制室的顶端，工程兵用特殊水泥浇筑了一个鸡蛋型的建筑，周围堆满了沙子，以减少爆炸对地下控制室的振动。
然而在原子弹巨大的破坏力面前，这样的防护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一旦发生意外，地下控制室内的官兵几乎没有逃生的可能。
他们在地下室准备了7天的干粮和水，还有氧气，以保证万一出不来的时候，等待7天的营救。
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样的地下指挥所只要待上一次，就会留下永生难忘的印象。
8时20分，距离发射还有30分钟的时候，天亮了，发射阵地上，只剩下这7个人。
这时，指挥部传来口令：“进入30分钟准备！”
二中队队长颜振清随即发出口令：“最后撤离！”
人们一个一个进入地下控制室。
王世成和颜振清又望了望昂然耸立的核导弹，大步走向地下控制室，关好了密封门。
只有10多平方米的控制室内，7个人7个位置。当时，大家突然发现多了1个人，原来是基地代司令员李福泽将军悄悄走进了地下室。李福泽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
高震亚一看急了说道：“李司令，你的位置在指挥所！请你马上离开！”
颜振清也急了：“你不离开，发射就要推迟！”
聂荣臻在防护掩体内打电话：“福泽同志，你必须马上离开！这是命令！
没办法，地下控制室里，李福泽和“七勇士”一一握手，然后慢慢走出来，一个人在发射台前，又望了望着昂首挺立的核导弹，才向防护掩体走去。
于此同时，在红柳园车站，停放着3辆列车，当地居民大多是蒙古族男女老少，他们默默地坐在列车上，随时准备，万一发生事故就向安全地带转移。
当时，负责居民转移的500辆汽车都在安西待命。救护车也一排排地停在露天。从北京来的医护人员们手里拿着防毒面具，随时准备必要时冲向发射场。
指挥部又传来口令：“进入15分钟准备！”
王世成、颜振清二人走出控制室，在发射台前仔细检查了一遍。然后，他们向核导弹最后望了一眼，又向发射场的五星红旗行了最后一个军礼，才进入地下控制室，把密封门关了起来。
几乎就在同时，弹着区指挥所在靶心以北一座山头上，狂风一阵一阵吹过，张蕴钰一看，心想：“坏了！”
他当即就给发射首区的聂荣臻打了个电话说：““天气突然变化！怎么办？！”
发射首区的防护掩体内，聂荣臻在电话中说：“燃料已经加注!发射不能推迟!你们立即做好一切安全准备！”
张蕴钰放下电话说：“是呀！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了！”便命令道：“按3号方案行动！”
当张蕴钰听到首区按预定计划时间发射的报告后，周身的热血一阵奔涌，他笔直地站立在山头，望着首区导弹预定飞行方向的上空，神色肃穆。
此时，发射首区地下控制室，王世成发布命令：“进入10分钟准备！”
时针一秒一秒地在走。地下控制室是完全密闭的，空间非常狭小，只有十几平方米，还摆放着许多仪器装备，像是与世隔绝的另一个小天地。
各种设备通电后，散发出大量热量，使室内气温高达40摄氏度，又闷又热，连呼吸都感到困难。
工作时间长了，有的同志直喘粗气。徐虹的身体本来很弱，因进入阵地时晕车，连饭都吃不下去。佟连捷连续几天拉肚子，面色蜡黄。大家似乎都忘记了这一切，全神贯注地做着每一个动作。
首区指挥所用密语请示国防科委并周总理：“卫要武、戴红身体检查合格，可以出发。”意即导弹、核弹头技术条件全部合格，可以发射。
王世成发布命令：“3分钟准备！”
在掩护体内，人们屏息静听，只有时针“嘀嗒、嘀嗒”的声音。
聂荣臻望着电话，有点紧张，有点焦虑。红柳园车站，火车头的炉火越烧越旺，司机一铲一铲地在加煤内,车厢内，人们鸦雀无声。
医务人员们纷纷戴上防毒面具，上了救护车，随时待命出发。
发射台上空，天空，大漠，一切都静止了，一切都凝固了。
随即，火箭发动机开始进入初级发动状态，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大地开始颤抖。
1966年10月27日9时整，王世成接连发最后3个口令开：“拍！”“主级！”“点火！”
9时10秒，佟连捷果断地按下了发射按钮。
核导弹发出猛烈的轰鸣，喷着浓烈的火焰，腾空而起。
此时，地下控制室里静极了，大家凝神屏息，连大气也不敢出。除了心脏的跳动声，似乎周围的空气也凝固了，个个焦急不安地等待着外部世界的最后消息。
马兰基地指挥部内，不断收到导弹飞行的实时监测信号：
“程序转弯！”
“发现目标！”
“摇测信号良好！”
“导弹飞行正常！”
敖包山上，人们早已走出防护掩体，翘首望着天空，看着导弹飞去。
红柳园车站，男女老少一齐涌下火车，奔向发射场，喊着：“上天了！”
医务人员们，戴着防毒面具，竟忘记摘下，拼命地鼓掌。
火车在鸣着汽笛。汽车在按着喇叭。唯独李觉坐在原地，像木偶一样没有一点兴奋地表情。
李觉说：“导弹是发射成功了，可原子弹那玩意儿怎么样？结果还不知道。这个掌我怎么鼓啊！你们先鼓吧。我还得再等几分钟。”他正在紧张地等待着那个“轰隆”的声音，那一刻，显得那么漫长。
当时，马兰基地张蕴钰站在山头，神色庄严地凝望着天空。他看见一条细长的白烟划过蓝天，像一条白带，很高，很远。
9时9分14秒，远处的天空，瞬间发出一道强烈的闪光，几秒钟后，一声炸雷似的轰响传来，大地为之震颤。
张蕴钰取下防护眼镜，第一个动作就是拿起电话报告聂荣臻：“成功了！爆炸成功了！”
顿时，人们看见天空挂着一个火球，和太阳遥相辉映，空中闪烁着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带，久久不散。
发射场区，人们大声喊着：“核弹头命中目标！我们成功了！我们胜利了！”
大家欢呼、跳跃、握手、拥抱。
地下掩体内，聂荣臻和钱学森紧紧拥抱在一起，两个人不禁热泪盈眶。
“七勇士”也被人们抬起来，在大家的手臂上抛来抛去。发射场区沸腾了！人们在喊、在叫、在唱、在跳，千年沉睡的戈壁顿时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后来，张蕴钰回忆导弹核武器命中预定靶心的前几秒的情形时说：
最先看见的是一条细长的白烟划过湛蓝的天空，很高很远像一条白带，那是飞行中导弹留下的轨迹。
云烟出现的时候，导弹也已经来到了我们的上空，人们当时都戴上了防护眼镜。
按照我预先从专家们那里得来的导弹在空中所飞行的时间，导弹到了该爆炸的时刻。
在我戴好防护眼镜的一瞬间，看到了闪光，随即听到一个咆哮怒吼的声音，粗犷沉重，就像暴风雨前一个蓄聚已久的滚雷。
我明显地感到，我所在的山巅为之一颤，是爆炸的震动，没有感到冲击波的力量，没有出现我们事先所想到的种种意外，核弹已经成功地在预定的靶场区内上空爆炸了。
在最初的强烈闪光之后。我们都取下了眼镜，我看到的是一张张脸上充满了欣喜的表情。在各种准确的数字还未得到之前，我只简单地喊了一声：“成功了！请报告聂帅。”
在这次试验前，我一直同张震寰副主任保持电话联系，他和我都觉得这次任务完成得很痛快。
爆炸的效果是我在前几次核试验中所未能见到的。因为是在海拔X千米的高空爆炸，火球明晰得一尘不染，其辉煌和美丽我前所未见，世间万物都无与伦比。
火球与位于东方上空的太阳遥相辉映，整个空中闪烁着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的彩带，罗布泊顿时出现难得一见的景观。
爆炸过后，弹着区的全部测试、记录仪器设备工作正常。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得到了有关这次爆炸各个方面准确详细的数字报告，命中目标精确。
当我兴奋地向首区报告完情况后，目光仍在追逐着空中美丽的景观，渐渐淡薄的放射性烟云，追忆着最初的记忆。
火球不断地上升，高空强烈气流引起上升火球波动，它不停地摇晃着，像一条天空的巨龙，呈现出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光色，太美了，一会儿又变成了像仙女的姿态。
我投入到想象中去了。过了一会，指挥所内的人们好像才刚刚想到了欢呼和庆贺。
爆炸以后的若干小时内，我们仍然坚守在山上的指挥所里。我把地面测量、取样的情况源源不断地报告给导弹发射首区。
报告结束时，我在电话里又一次与张震寰将军互道祝贺，并通过他转达我对聂老总的邀请。令世界各国刮目相看
发射成功后，聂荣臻立即在敖包山指挥所向周总理作了报告。
27日晚，基地在大礼堂召开了隆重的庆贺大会，聂荣臻、张震寰、钱学森、李觉等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
聂荣臻铿锵有力地宣告：
我国进行的导弹核武器试验圆满成功了！
此刻，整个大礼堂欢声雷动。
讲话后，聂荣臻高兴地对钱学森和李觉说：“你们也讲讲，二机部、七机部，二、七风暴嘛。”
李觉说：“聂老总你讲了就行了。”
聂荣臻说：“你一定要讲。”
钱学森讲话后，李觉在掌声中走上讲台，没头没尾地讲了两句：“万里长征第一步，我们继续努力吧。”就站不住了，他觉得心脏不对劲，一手扳着椅子，一手扶着桌子。
聂荣臻说：“你坐下说嘛！”
李觉说：“我没啥说的了。”他匆匆走下讲台，被人扶出了会场。这些天，他太紧张，也太劳累，所以，心脏病又犯了。
1966年10月27日，一条惊人的新闻传遍了世界各地：
新华社10月27日讯：1966年10月27日，中国在本国的核武器的试验中，导弹飞行正常，核弹头在它预定的高度，准确地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
试验成功后，聂荣臻元帅在给毛主席、周总理的报告中写道：
在自己国土上用导弹进行核试验，并且一次就百分之百地成功，这在国际上是一个重大创举。
从第一次核爆炸到小型化核弹头，美国用了13年，苏联用了6年，我们只用了2年，比美国快6�5倍半，比苏联快3倍。
日本《共同社》10月28日报道说：
中国用导弹进行实战用核爆炸试验取得成功的消息，在中国发展武装的速度快得超出预料这一点上，大大地震惊了全世界。
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早稻田大学安藤彦太郎教授说：
中国过去每次成功地进行核试验的时候，我一直住在中国。当时，中国有意识地避免用支持原子弹的游行群众行动来表示喜悦。
中国政府似乎一直贯彻着：“人比武器重要”、“为了消灭世界上的核武器而拥有核武器”的原则。但是，中国人民因此有了信心。
阿尔及利亚《圣战者日报》10月28日评论说：
中国的新的核试验，它是人民中国自1964年10月以来进行的第4次试验，是十分重要和十分有意义的。
因为它一方面表明中国已经成功地把核弹头微型化并使它具有作战价值；另一方面又表明中国拥有可以把弹头运送到一定距离的火箭。
日本《每日新闻》10月29日评论说：
中国在第一次核试验以后，仅仅两年时间就进入核导弹时代，这的确强烈地冲击了世界。它发展核武器的速度的确是迅速的。
1O月31日，聂荣臻飞临罗布泊。飞机徐徐降落在马兰机场。第二天，聂荣臻参加了庆祝试验成功的大会。
11月3日，聂荣臻又驱车几百里，专程到试验场区看望参试员。那天，戈壁滩上刮着5级风，气温在零下十几度。
在核试验场的戈壁滩上，67岁的聂荣臻元帅穿着大衣，戴着皮帽，顶着大风站在解放牌卡车大厢板上，向参加这次试验的将士们发表了激情澎湃的讲话。他说：
这次导弹核武器试验是在我们国土上炸响的，虽然响在罗布泊，却如同打在敌人的身上。
爆炸原子弹，它产生的巨大威力却来自不知强大多少倍的精神原子弹，这个伟大的力量正在引起强大的连锁反映，强烈地震动着全世界。
你们直接参加了这次试验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发挥了高度的智慧，夜以继日地不怕苦不怕累，辛勤工作，兢兢业业，保证了这次试验任务的完成。
这是你们的光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是全中国人民的光荣，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
在基地短短几天里，聂荣臻不辞劳苦，到部队、研究所、医院、子弟学校、服务社视察，和基地的干部、战士、职工、家属广泛接触，对基地建设作了许多重要指示。聂荣臻说：
原子弹除继续突破大当量的以外，要搞小型化，搞地下试验。我们搞大当量的，要搞百万吨级的，千万吨级的再看一看。
运载工具，主要不搞轰炸机，搞飞机花钱多，不易进入敌空，即使两倍音速的飞机也很难。我们超越了机载阶段，外国人也看出来了。
敌人就是怕导弹，现在不只是政治上、心理上的问题，而是有军事上的问题。所以这次响不响是有历史意义的。
关于在科学研究上要“自力更生，赶超外国”，聂荣臻说：
苏联撤走专家，逼我们自己搞，这是好事。他们没有这一手，我们不会发展这样快。所以主席说要给赫鲁晓夫一吨重的奖章。
苏联专家在时，保密搞得很神秘，对自己人神乎其神，照那样是搞不出原子弹的。
不能依靠外援，躺在外援上，过去连石头都从苏联运来。走自己的道路，并不是把自己孤立起来、不要外国书籍、不要参考国外技术了。那是蠢人，为什么不利用人家的成果呢？
这次导弹核武器试验国外很震动。美国十年办到的事，我们两年就搞成了。
尖端可以带动一般，两弹研制和试验促进了其他工业的改进。
毛主席说：“要有、要快、要超”。两弹结合试验成功，信心更增大了。两弹结合是有历史意义的，要继续突破，加快速度。
随后，1967年6月l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这是中国进行的第六次核试验。
1968年12月11日、l3日，周恩来召集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东风3号”中程地对地导弹的试验报告。
14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批准这次试验，并说：“试验结果，无非成功或失败，即使失败，也可在发射过程中取得改进根据，以利再试。”
27日，我国用自行研制的“东风3号”导弹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热核试验。这是我国第一次进行热核武器导弹核试验，也是我国第二次完成的导弹核武器全试验。
此后，中国就没再进行完整的导弹核武器全试验。公安部领导保密工作
我们知道，核武器的研究制造是我国国防现代科学技术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从零部件的设计制造到运输、保管、总装，在都涉及到一系列尖端技术的安全保密工作。
我国核武器的研制基地和发射基地是1958年开始选址的。其中，研究基地分别位于北京丰台镇的南苑机场附近，即一院；和北京海淀的永定路附近，即二院。
发射基地最初选址在经过甘肃敦煌西北80公里的地方，之后，出于多重考虑，转场到新疆天山南麓的马兰基地。发射中心区则在新疆罗布泊的珍珠泉附近。
分散在各处地的研究、发射基地，对安全保密工作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为了保护核武器基地的机密不被他人窃取，保证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公安部和原子能工业部从选厂址开始，就采取了一系列的保卫保密措施：
1、对参与基地建设的所有工作人员都事先进行政治审查，目的是防止坏人混入，防止敌人在我国内部安“钉子”。
2、针对选厂、设计、施工建设、物资运输、设备安装等工作过程中，容易出现和发生的问题，都事先研究制定了暂行的保密工作规定。
3、为了保守基地性质、地址等机密，从工程设计、施工建设开始，就规定了掩护厂名、代号；在远离基地的城市，设立了接待办事处。
发往基地的物资运输，中途设立了若干中转站；职工与家属的通讯联系，规定了远离基地的信箱代号等等。
4、通过地方政府对基地周围实行“净化清理”，将居住在当地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员迁往别处居住。
5、基地所在区域划分了军事禁区，为了维护基地的治安秩序，在禁区内设置了专门的公安机构。对进出基地的人员实行了严密的控制和管理。
6、对知密人员事先进行保密教育，并规定了严格的保密纪律，采取有效手段防止机密外泄。
7、有计划有重点地经常进行保密检查，对于发生的失密、泄密事件和保卫保密工作的漏洞，进行了及时、严肃的追查处理。
具体到核武器研制基地的保密，公安部和原子能工业部又结合实际制定了细致的计划。
要知道，核武器研制基地的规模很大，它包括几十个工程项目，有研究设计大楼、各种零部件生产试制厂、实验场、总装厂、综合实验场等等，设备安装种类繁多，工程技术要求很高。
对于导弹核武器研制过程的安全保卫工作，主要是依靠对工程技术人员的日常工作流程进行切实有效的管理来实现的。
为此，保卫部党委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1、积极研究制定从原部件的生产、保管、运输、总装等各个环节的安全操作规程，并教育职工群众认真贯彻执行。
2、保卫干部深入第一线跟随职工加班加点，以便随时加强现场的安全管理。
3、密切了解、关注、掌握生产实验现场的保卫、保密状况和周围不利于安保的动向，发现问题并及时研究对策。
同时，具体到核武器运输、发射的保密、保卫工作，公安部和原子能工业部也结合实际制定了细致的计划。
我国从第一次进行原子弹试验到第一次进行导弹核武器试验，每次从人员设备进场到正式爆炸，都历时数月，参加试验的有各军、兵种，原子能工业部、中国科学院等30多个单位，共有数万人次。
其中，涉及的部门和工种有：发射、维护、防空、防护、气象通信、工程、后勤等各种保障部门。
此外，还有各种效应试验的工程建筑，如各种防护掩体、桥梁、民用住宅、商业网点、交通工具、火炮、兵器、装备、动物、植物等等，以及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各种必需品。
这些建筑、物资、生物、用品等都分布在距爆炸点等距不同的地方，星罗棋布，其目的是核弹爆炸后，观测各种效应物遭破坏的程度。
针对这些基地、发射试验的安全保卫保密工作，1964年，周恩来提出的明确指示：
要周到细致，一切经过试验，一步一个脚印，做好保密工作。
随后，总政、国防科委、公安部也提出“三保三防”的要求：
第一，切实保证人员纯洁，防止敌人在内部安“钉子”；第二，保证核心机密，防止失密、泄密、窃密；第三，保证安全，防止发生重大事故。
在进行导弹核武器的发送期间，保卫保密小组借鉴。1964年3月初，公安部四局和总政保卫部提出的“21号任务”的成功经验，即我国第一次核试验的保卫保密工作方案，保卫保密小组从准备阶段开始到完成试验任务，在安全保卫保密方面，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1、对进厂人员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先审后用。
具体做法上主要抓了三个环节：
一是把好关。在进场前，首先组织各单位进行审查，然后保卫保密小组进行审批。进场时试验基地保卫处进行核对。
二是在进场后结合日常工作，对人员的现实思想表现不断进行考察。
三是凡发现有不宜在场区要害部位工作的，均及时作了调整处理。
2、对参加试验的人员，根据确保机密，便利工作的原则，严格控制了知密范围。
具体做法上主要抓了七个环节：
一是在交代任务时，区别不同对象，分别进行交代，同时反复进行了保密教育。
二是随着人员进场到试验工作结束，结合任务动员，针对保密工作存在的问题，先后进行群众性的保密教育和保密检查。
三是规定在试验期间禁止私人通信、通汇、向外打电报、挂电话，禁止各参加试验任务的单位向原单位发送文件，汇报场区工作情况。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试验委员会政治部批准，不得离开基地。
四是规定在试验期间使用无线通讯时，15瓦以下的电台须经基地首长批准，15瓦以上的要经国防科委批准。
五是试验中产生的一切文件、资料，取得的成果、样品，均须详细登记，固定专人管理。
六是在试验期间，停止军官休假、战士复员、禁止家属来队探亲。同时对每次外出人员加强保密教育。
七是对运输中容易泄露秘密的物资装备，均采取了伪装措施。如将兵种符号和车辆牌照摘掉，在产品箱上标红十字符号，在人烟稠密和社会情况复杂的地区采取夜间通行等手段。
3、协同有关部门，组织专门班子，搞好运输的安全保卫工作。
这次试验运入场区的产品、测试仪器、设备，共有1000余吨，这些物资来自北京、上海、哈尔滨、成都、青海等地。不仅运输线路长、数量大、中转环节多，运输装卸复杂，而且防震保温要求严格。
为了保证运输物资安全。具体做法上主要抓了六个环节：
一是对物资的种类、性能特点、安全防护要求和运输的线路、中转点、站、装卸工具、方法进行了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并经过反复实验和陆空联运的一条龙预演，选择了安全防护条件最好的途径和时间。
二是对参加中转运输的人员事先作了审查，反复进行了安全保密教育对中转点、线周围的人员，也进行了调查摸底，对有问题的人员加强了秘密控制。
三是对装卸防震、保温措施和装运运输工具进行了安全性能的检查，并教育装卸人员要轻抬轻放，不碰不撞，装好后还要检查加固工作是否完善。
四是凡属重要物资的运输，均派保卫干部和行政技术人员共同负责押运。
五是把好空运五道关口，即：天气不好不飞；飞行员精神不好不飞；物资装的不合要求不飞；飞机安全性能未经严格检查不飞：对方机场装卸运输的准备工作不好不飞。
六是对产品部件等重要物资的运输，事先规定了运输密级，并通知沿线铁路公安部门，对列车经过的桥梁、涵洞进行安全检查，加强警戒，并派领导干部随乘护送。
4、加强试验场区的安全管理。具体做法上主要抓了三个环节：
一是试验场区人员、车辆多，测试点（站）多，协作区关系多，许多工作往往是交错进行，很多仪器设备的安装调试都要求清洁安静的工作环境。
二是根据现场布点情况和工作性质，将整个场区划分为试验、指挥保障、生活三个区分别进行管理，对进入场区的工作人员实行了凭证通行制度。为使地下电缆、埋设的仪器设备不被车辆压坏，协同有关部门加强了交通管理。
三是对场区的易燃易爆、剧毒物品，实行了严格的管理，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将上述物品带入布点地区。
5、结合行政业务活动，狠抓了要害部门的安全保卫工作。
根据现场的工作任务，产品装配间、自动控制站、产品引爆控制站、主要测试站、指挥发射中心等，确定为要害部位，组织了15名保卫干部，采取蹲点、跟班的方式进行保卫。
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一是通过现场学习的办法，摸清人员的情况、仪器设备的性能特点和防护工作要求，以及试验任务的要求，协作关系等情况。
二是依靠各级组织，充分发动群众，普遍开展事故预想预防活动，针对可能发生的问题，制定了具体的安全防范措施。
三是对核试验有错误观点或有严重恐惧心理的人员，调离了要害部位，对工作粗枝大叶、马马虎虎、技术不过硬的人，建议调到次要岗位，不让他们独立工作。
四是根据五定即定职务、定岗位、定动作、定关系、定人员的要求，维护现场秩序，协同有关部门建立、检查贯彻岗位责任制和安全操作规程。
在正式试验的最后准备阶段，对保响保测的每套仪器设备、每道工序和每个接点，均经过三次以上的检查，特别是仪器设备。
工作的结合部位，指定了专人负责，组织有关人员共同检查。
五是严格控制进入工号的人员。建立了专用证件制度，实行了武装警卫。
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各工号每次上下班时，均由保卫干部和值班负责人共同启封、铅封，在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建立了两人以上才能进入工号制度。
6、依靠地方公安机关，加强厂区周围的治安管理工作，防止敌人从外围进行情报破坏活动。
对基地附近呜什塔拉和物资集中转运点大河沿的危险分子，进行迁移调离，同时加强了对自流人员的收容遣送工作。
1966年10月27日，装备核弹头的地对地导弹“东风2号”，准确命中目标，“两弹”结合飞行试验获得成功。这是我国第一次进行原子弹武器导弹核试验。
试验结果表明，整个保密、保安、保卫工作进行得非常成功。本书主要参考资料
《国史全鉴》本书编委会编团结出版社
《共和国五十年珍贵档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国档案出版社
《共和国要事珍闻》郑毅李冬梅李梦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大决策纪实》黄也平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
《谢光选》卜雨亭著金城出版社
《天地颂》东生著新华出版社
《东方巨响》彭继超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核潜艇》肖宏凌翔编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导弹防御与空间对抗》孙景文李志民编著原子能出版社
《中南海三代领导集体与共和国军事实录》蒋建农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
《中南海三代领导集体与共和国科教实录》岳庆平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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