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明确表示：“继续实行高考，并恢复全国统一命题。”
●教育部副部长高沂说：“要防止偏严或偏宽的倾向，切勿马虎从事或在政审中采取不正当手段搞不实之词。”
●国务院和教育部发出通知：“各地给报名参加今年高考的知识青年提供便利条件和复习功课的时间，使他们尽可能地做到生产、复习两不误。”
● 全国统考教育部打破政审枷锁
1979年3月15日，《长沙日报》刊登一则《政审不可埋没人才》的来信。
信中讲述了何其美在1978年7月的高考中获得了442分的高分。但是，因为哥哥搞地下包工队，有“剥削之嫌”被判刑而受到牵连，政审不合格被拒之大学门外的遭遇。
何其美是长沙市第十九中学64届的初中毕业生，具有极高的数学天赋，在校期间便多次获得年度数学大赛第一名。
初中毕业后，何其美到江永当知青，9年后因病回长沙，1976年在街道泥木队做小工为生。
何其美的天分引起了我国著名数学家、中南大学数学学院概率统计所所长侯振挺和著名数学家、原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孙本旺教授的关注。
侯振挺说：
何其美的确是个难得的人才。1978年世界奥林匹克中学生数学竞赛的六道题，我和孙本旺教授都有一道题没有解出来，可是只读过初中的何其美却给我寄来了正确答案，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得知何其美因政审没过关，而被大学拒收后。在1979年湖南省科技界春节座谈会上，两位教授向代表们讲述了何其美一事，相关媒体也做了报道。
不久，有关领导找来市招生办的负责人，从而使何其美的政审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
侯教授甚至在当天的座谈会上就大胆表示：
何其美，我们要他！
在1979年的春天，何其美终于成为长沙铁道学院数学系1978级新生。如今，何其美已是美国夏威夷大学一名专门从事生物统计工作的资深研究员。
在1977年，王代文因“政审”未通过，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
1978年夏天，王代文再次参加高考。考试的结果再次引起了轰动，全公社仅王代文一个人上线。一个爱开玩笑的青年农民说：“王知青，这是天意呀！公社不让你走，可上天偏要让你走。”
没几天，公社的妇女干部谭主任找到了王代文，她是公社派来搞王代文的政审的。谭主任热情地对王代文说：
小王，这次公社不会再为难你了。今年招生工作一开始，我们公社就受到了县里的严厉批评。我们公社只有实事求是地介绍考生情况的义务，而没有“不同意录取”的权利。
王代文知道这不是天意，是党中央拨乱反正的春风吹到了基层。因此，王代文的政审进行得很顺利。
1978年9月初，王代文收到西南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10月初，王代文终于进入了向往已久的大学校园，开始人生一段全新的旅程。
打破“政审”的锁链，莘莘学子们还给祖国一片拳拳报国之心。教育部对高考进行变革
1978年4月22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1978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出乎意料地形成一场关于是否继续高考的“小字报风波”。
对于1977年的高考，首先在华东组小组会上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有人说，择优不光是分数择优，政治上也要择优，恢复过去的做法也不对。知识分子的子女多一点可以，但贫下中农子女要不要照顾？不要招生几十万，得罪几千万。
还有人说，现在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倒成了优越条件，不能因为分数高，我们就糊里糊涂地录取。有的人态度更为激动，说：去年这样还可以，两年这样还可以，两年、三年以后还这样，看贫下中农反你不？
第六期会议简报集纳了这些意见，引起会议不小的震动。
吉林省的代表针锋相对地发出小字报，称对此坚决不同意，并认为这种意见很危险，希望与华东组的那些同志公开讨论。
震动扩大到整个会议，并辐射到同期召开的全教会。
对此风波，教育部这次态度非常鲜明。在1978年高招工作意见中，明确表示：
继续实行高考，并恢复全国统一命题。
5月8日，教育部副部长高沂代表教育部党组，在这次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上作总结发言。
高沂说：
通过讨论，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四人帮”对教育战线造成的思想混乱以及流毒和影响是严重的，即使有些好同志也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毒害。
在1977年招生工作的基本经验问题上，高沂说：
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对各类考生一视同仁，不加照顾，取消了任何特权，这一点深得人心，今后仍要坚持。
对于1978年招生工作必须重视和认真解决的主要问题，高沂说：
对考生的政治审查要紧紧依靠群众，由考生所在的基层党组织写出切合实际的鉴定。要防止偏严或偏宽的倾向，切勿马虎从事或在政审中采取不正当手段搞不实之词。对过去某些地区扣押优秀考生材料的错误做法，要加以改正。
不久，在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的基础上，1978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开始实行全国统一命题，统一考试时间，考生的各科考试成绩全部公布，使招生制度进一步完善。
考试分文、理两科。文科（含哲学、外语专业）考：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外语；理工科（含医、农专业）考：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
外语考试的语种分别为：英、俄、法、德、日、西班牙、阿拉伯等七种。外语考试的成绩暂不记入总分，作为录取时参考。没有学过上述语种的可以免试。报考外语院校或专业的，必须进行口试；外语笔试成绩记入总分，数学为参考分。
统考评卷工作分三步进行。第一步省组织试评，第二步地(市)阅卷评分，第三步省里组织复评。
对于广大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来说，高考报名、复习、考试，没有应届高中毕业生那么简单。
1977年，不少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踊跃报名参加高考，并有一部分人脱颖而出，幸运地进入大学深造。但也有不少下乡知识青年反映，他们在农业第一线坚持劳动，没有复习时间，又没有人辅导，甚至有的遭到歧视和压制，给他们报考高等学校带来不少困难。
1978年5月6日，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教育部，给各省、市、自治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教育局发出联合通知，要求：
各地给报名参加今年高考的知识青年提供便利条件和复习功课的时间，使他们尽可能地做到生产、复习两不误。
在1978年，高校招生对象、考试评卷以及招生办法等方面，都有所改进。
高等学校主要招收20岁左右的青年，一般不超过25周岁，即1953年1月1日后生的，26至30周岁的高中毕业生和具有高中毕业文化水平的优秀青年，以及1966、1967届高中毕业生，仍可报考。
为了快出人才，教育部要求各高等学校要积极举办专修班。专修班主要招收年龄超过25周岁的考生。学制一般定为2年，有的专业根据需要也可定为3年。
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七二一工人大学、五七大学，脱产和半脱产学制在2年以上的在校学生，不能报考。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的在校生、应届毕业生不能报考，参加工作满两年以上的可以报考对口院校或专业。
在校高中学生，个别学习成绩特别优秀，确实能够跳级升大学的，经本人申请，学校审查，县（区）招生委员会批准，可以报考。
应该上山下乡而不去的知识青年，包括户口已转农村而本人未去的不能报考。因病留城和病退满一年以上的知识青年，经县以上医院检查，确已痊愈的，才能报考。
1978年已被高等学校录取，而拒不服从分配的，下一年不准报考。
为了稳定教师队伍，以利于提高中小学的教学质量，中小学公办教师一般限于报考师范院校。
“老三届”学生还有特殊的一点，就是他们参加高考必须经过政审。
当时，高校的专业分为绝密、机密、一般三种类型，考生必须接受严格的政审才能被相应的专业录取。
由于对考生的政审要牵涉到其出身，教育部在1978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上，对政治审查问题进行讨论，并且制定相应的文件。
会议强调指出：
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时，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要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
在1977级的大学录取中，有些单位的同志还在这个问题上心有余悸。他们对考生的政治审查，不是主要看考生本人的政治表现，而是主要看家庭、亲属的政治历史问题。他们不去认真调查分析这些人和事对考生本人有无联系和影响，就武断地作出不能入学的结论。
这种片面的、不负责任的做法，伤害了考生积极报考、报效国家的积极性，也严重干扰了党的政策的落实。
河南省郑州二中15岁学生竺稼，参加1977年高考，原被西安外语学院录取。因他的外祖父20多年前的问题，社会关系复杂。他到校之后，竟被退回郑州。他写信给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认为这种做法不符合党的政策，要求领导帮助解决。
经过有关单位调查，来信所反映的情况属实，最后决定将竺稼收入郑州大学英语系学习。
1978年4月26日，《人民日报》披露“竺稼事件”，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题目态度非常鲜明，即《高考政审必须坚决执行党的政策》。
文章指出：
现在这些青年，绝大多数是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的。高考政审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的政策，是完全符合这一实际情况的，它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也有利于这些青年世界观的确立。不论在招生工作中，或是在其他方面，都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这一阶级政策。
明确规定高考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这是招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受到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使得一大批优秀青年得到了深造的机会。随着时代的发展，政审也渐渐变成了对考生本人思想品德的考查。克服组织高考的困难
从1978年开始，高考全国统一命题。
时任山东省招生办副主任的胡家俊说，当时比较困难的问题是经费紧张、物质条件差。恢复高考的前两年，省内高校的招生计划不足2万人，加上中专招生计划，也不足5万人，可是由于正常的高校招生工作停滞了10年，仅高中毕业生累计人数就高达百万。
第一年有相当多的人还不知道或没有做好准备不敢报名，当年就报了五六十万人。到了第二年高考，已经毕业的高中生也有了较好的准备，所以第二年报名人数超过了百万人，招生工作所遇到的困难也便接踵而来。
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制卷所用的纸张。试卷需要使用60克的书写纸，需要几十吨，可市场上根本买不到，全部是计划供应。装试题的纸袋也需要100克以上的含木浆的牛皮纸，虽然数量不大，但十几吨这样的牛皮纸也无处购买。
经过省招生委员会批准，省里有关部门特别批准调拨解决。
招生工作每个环节都要考虑节约，一个考场装试卷的袋子如何准备就成为争论的焦点。设置一个考场要从装试卷、考试、评卷、统分这几个环节考虑。其中有两个环节是要密封的，就是试卷封装和考场考完答卷在评卷前密封。两次密封至少需要换3个袋子，这就会使稀有昂贵的牛皮纸用量增加3倍。需要量增加，就会增加成本和经费开支，也给每个环节的运输增加了麻烦。
为了减少开支、节约用纸，省招生办反复研究、试验，争取用一个袋子完成招生全过程的使用。招生办同印刷厂工作人员一起，按照纸张规格反复比较、试验，最终设计出的试卷袋保留两个“舌头”，在考场使用时，印好指定的切口，现取出试卷后，再把第二个“舌头”取出，作为考生试卷的装袋，可完好地密封。评卷后袋子仍然可以使用，这样每年考试可节省十几万元的资金，也避免了浪费。
使用这样的袋子，在考前要对监考人要做认真的训练，把实物发到每个考点，现场向监考人员做具体讲授，待他们熟悉以后再上岗。但是，即便这样，考试时也还会出现许多问题。
有些监考人员由于是第一次监考，心里紧张，在考场打开试题袋时不小心把第二个“舌头”切割掉或打不开延误考试时间。因此，得向每个考点多发点试题袋，以做备用。
为了实现考场与评卷工作的衔接，也是为节约用纸，于是在每个考场试卷的封面上印上评卷记录，评卷之后把它撕下来贴在该考场试卷袋外的指定位置，以便下一个环节，即统计分数备查。实践证明这些方法都是可行的。
纸袋的问题解决了，又遇到第二个困难，就是这么多试卷，地、市如何能平安地运回去、保存好，使考试能平安、顺利地进行。
全省考务会确定，试卷运送都要装在密封的箱子或袋子里，使用两辆汽车运输，武装押运员随试卷及保密员乘一辆车。小的地、市考生相对人数少，困难还少些，但是人数多的大的地、市困难就大了。
于是研究了几项措施：
一是为了让试卷平安运达，地、市要落实性能较好的大卡车和押运车，要求有武装押运。
二是试卷运送车要当天到达，不准在路上停留。根据山东的情况，全省十几个市分为两天拉试卷，远的地、市第一天，近的地、市在第二天拉试卷，都能做到当天到达。
三是各地必须设专用的存放试卷的保密室，保密室要有专人昼夜值班。
四是设立试卷运输保密安全汇报制度，各地、市招生办当日必须向省级招生办报告。
五是建立试卷交接制度，并存记录。
由于汽车很少，道路差，条件艰苦。试卷装到箱子里，每只箱子都有几百斤重，都是招生干部用人工一箱一箱搬到车上，然后一箱一箱地运到保密室。保密室若设在楼上就更苦了。这些青年人每次运卷都汗流泱背。
有一次，烟台地区的运题车在回烟台的路上，翻过泰芜山区时，由于路面条件很差，转弯时装有满满一卡车试卷箱的汽车侧翻到路边，试卷箱散了满地，有的箱子已破裂，运题人员立即保护好现场，并迅速派人去找电话。
由于通讯工具很不方便，他们费了很大周折，才找到电话，此时已接近中午，天又要下雨，大家心里十分焦急。等到省招生办派人去处理时，他们已经一天没吃饭了。
省招生办紧急从就近地区调了两部汽车，把完好的与损坏的试卷箱分开装车，连夜押运回烟台。刚装好车，挡上篷布，大雨就倾盆而至。有惊无险地保住了试卷的安全，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招生人员都是第一次做招考工作，很多工作都是摸索着进行，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在省里召开的考务工作会议上，大家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最后形成一致意见，共同遵守。
根据实际情况，考务工作会确定考场都集中在县城驻地。这既便于集中管理，也方便考生。
招生办要求考场做到“三光”，即墙壁光、地面光、桌洞光。后又改为桌洞向前，考生排队入场，禁止书籍及包带进考场。
考生作弊是客观存在的，虽然对作弊的处理规定不那么细致，但对作弊考生的处理要求很严格，要让社会都知道考试的严格、严肃性。
在对待作弊考生的处理上，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次，省里从阅卷点上评审某考点日语试卷时，发现有个考点一个考场9名日语考生答案雷同，评卷教师给判了零分。成绩公布后，这9名考生集体上访到省招生办。
省招生办副主任胡家俊接待了他们。经调查，原来在中学时，教他们日语的教师是一位日伪时期的日军翻译官，语法非常不规范，所以反映在各自卷面上，错误的部分都是一样的。
在征得评卷教师的意见后，准备另外出题，安排在省招生办监督下重新考试，以测试他们真实的日语水平，甄别原有成绩的真伪。几位考生都表示同意，测试后的成绩证明他们的日语水平是不错的。
经研究后，重新认定原有答案有效，这9名学生后来被录取到重点的高校学习。
评卷要真实反映考生成绩，体现合理与公正。在把握宽与严的程度上，对每个考生都应当是一样的，这样才能体现公平合理。
在评卷过程中，老师们摸索出许多好的方法：
一是制定统一的评分标准与细则，并以此组织骨干教师对真实的试卷进行试评，发现问题再修改细则，让每一位评卷教师都能很好地把握标准。
二是安排每一位学科评卷教师，只评一个试题答案，便于把握标准。
三是建立复核检查制度，平衡统一评卷组掌握标准的情况。
四是对作文试题制定特定的复合标准。
评卷工作集中到省会的几所重点高校进行、每个学校承担不同学科的评卷任务，评卷教师集中食宿，封闭式地进行评卷工作、每个评卷点在评卷前，对每袋试卷都作密封处理，评卷教师不知道他所评的试卷是哪个地市和哪个考场的，更无法查证是哪位考生的。
这些措施在以后的工作中虽有些变化，但基本做法没有大的变动，实践证明是可行的、有效的。
统计考生的成绩是打算盘，因为当时连买计算器的钱都没有。考生各科成绩的合成以及各分数段人数，全部由人工完成。
在实践中，大家发明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统分分成若干个统计小组，每个统分小组由十几个人组成、采取分科分人唱分的办法，把一个考场的各科试卷集中起来，每两个人负责一科，两个人负责打算盘统计成绩，两个记录员往统计表上填写各科成绩，按照表格上各科排列顺序逐科往下唱读，一个人读另外一个人监督，同时填写两份成绩统计表。各科读完以后，两个打算盘的分别读出总分。
若总分数据一致，就记录下该生的总成绩，若不一致再重新复查。
就这样，十几个人一个组，在7月的高温下，个个汗流浃背。统分一律要求由男同志参加，因为在当时的工作条件下，男同志参加统分不仅工作方便，还有力气搬运装答卷的箱子。
1978年的高考，对于江苏省来说，是招考历史上最难翻越的一座山。
时任江苏省招生办主任刘炳贵说，由于规模特别大，时间特别紧，招生部门在试卷印制、考试组织、阅卷、登分等方面的工作压力都非常大。
在南京组织核登分工作时，正值盛夏时节，南京又属于全国三大“火炉”之一。租住的宾馆不仅没有空调，连普通的电扇都不多，不少南京的同志主动从家里搬来电扇，宾馆也组织购买大量的冰块来降温。
由于算盘不够，省招生办要求前来参加工作的教师自带算盘。
为保证核登分工作的顺利进行，不得不采用人海战术，从全省各地总共抽调了近300名高中教师，以3人为一个小组，一人唱分，一人登分，一人监分，一张卷子一张卷子地“过堂”。
在宾馆狭小的房间里，很多人穿着背心围坐在成堆的卷子里，一边看着卷子打着算盘，登记着分数，一边不时地扇着扇子，用毛巾擦着汗，房间里一片算盘珠击打发出的“噼啪”声。
这期间，有老师因天气炎热持续奋战，突然晕倒的。有老师家里亲人病故，却仍坚守岗位的。大家就像是一个上紧发条的闹钟，不知疲倦地连续奋战，保质保量、按时地完成所有卷子的登统工作，保证了录取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当时的条件下，高考工作人员能够如此高效率地完成招生考试各项任务，最根本的动力就是来源于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来源于对恢复高考的喜悦。正是凭借这股精神力量，他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圆满地完成了1978年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高考任务。特殊学生走进校园
1978年3月15日，河北师范大学各系楼前、校园南路上的人群正编织着方队，准备参加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的开学典礼。
其中，有一支队伍特别引人注目：个个都30岁左右的年纪，成熟的眼神中却难以掩饰内心的喜悦。乍一看，还以为这是青年教师的队伍。可他们所站的位置和手提马扎的样子，让周围的人们不由得指指点点：“看，老头班。”
一听这话，队伍中有个女生很不高兴地说：“什么老头班，还有我们呢！”
“那就是老头、老婆混合班！”周围一片善意的笑声。
当弄清楚他们是六六届、六七届高中毕业生组成的数学系七七级1班时，不时有人鼓掌，向他们表示祝贺。
虽然恢复高考特别注意招收了少部分当时被耽误的六六、六七届高中毕业生，但将这些人单独编在一个班，全国绝无仅有。
这些人考试分数都很高，但担心他们年龄和负担影响学习，所以招生办录取时，很慎重也很挑剔，考虑教师队伍在原来严重受损，便特意把他们招收到师范院校。
这个班共有52名学生，包括两名为西藏代培的。农村来的同学居多，还有8名女生，其中2名分别是当年天津下乡和支边的未婚知青。
对于“三十而立”的人来说，每一位同学都有一段不寻常的故事。
准妈妈徐玲是在下班路上听到恢复高考消息的，当时她已怀孕待产，预产期就在考试的前半个月。
考试上大学，她当然非常兴奋，但是她也担忧：孩子若按时出生则需要休息，恢复身体。若孩子晚出生，正好赶上考试那可就麻烦了，来之不易的机会就要泡汤。尤其是孩子出生后要看管照料，如何上学念书？
但是，母亲的支持打消了徐玲的顾虑：“只要你有志气有能力，妈妈就给你看孩子。”
徐玲一高兴就有了主意。时值隆冬，天气寒冷，经过每天早晚的上千米跑步，孩子终于准时出世了。
从城南到城北考场，有好长一段路，考前一场大雪又使得道路格外难行。徐玲裹着厚厚的大衣抵挡风寒，一大早，爱人用自行车驮着她赶往考场。
坐月子的考生徐玲也引来招生办同志的特别关注，当时没有暖气，就特意在她旁边生一火炉。
开学后，徐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医生，用中药把旺盛的奶水断掉。学期中间她没回过家，等儿子会说话时，竟然叫她阿姨，徐玲的心里真不是个滋味。
胡成元是以优异成绩被全国重点的湖南大学录取的，可他上有双方年迈的父母，下有4个离不开大人的子女，若在千里之外上学，家务全交给老婆，于心不忍。
于是，胡成元要求回石家庄。几经周折后，便来到师大数学系这个班。离家30公里，他可以学习、家务两不误，解除了后顾之忧。
任课老师们的心里也格外兴奋，因为这个班开学后的摸底测验成绩最高，必做题和选做题几乎全部正确，人人在100分以上，110分以上的也大有人在。
全国著名拓扑学专家吴振德教授，研究函数逼近的专家郭顺生教授，以及其他知名教师为“老头班”授课。
老师们的生活条件也很不好，宿舍是在简陋的筒子屋里，他们常常趴在床前备课批改作业。很多课程久久没有开设，教科书都需从资料库去翻找。实变函数、复变函数、拓朴学、非线性方程等课程，几乎是首次系统全面开讲，因为原来虽然设立这些课程，可是种种干扰不断，很难完整讲授。
按教学要求，班级开设英语课，可这些学生中学时大都学俄语。尽管学校选派最有经验和耐心的老教师为大家上课，师生还是遭遇了困难。语言学习的最佳时期早已错过，记忆力减退，发音走调、单词记不住。尽管如此，但仍有英语100分的学生。
随着专业课学习的延伸，一些人学习优势开始衰退，最初摸底时成绩不高的“小弟弟小妹妹们”纷纷赶上来。
“不服输、要争气”这句话一直埋藏在每个人心里。晚上校园、教室，特别是数理化专业的教室，灯光总是亮到很晚。
李全柱是从校办工厂的岗位考上大学的，数学本来是他的强项，高中时数学成绩一直在全年级领先，但现在一下子开始学习高等数学，就好像来到了陌生世界。第一学期的“数学分析”考试竟然不及格。
这对李全柱刺激很大，没有退路，只有迎难而上。第一个暑假正值酷暑，他每天赤膊上阵，手捧厚厚的《季米多维齐习题集》大量做题。
没有电扇扇着，做题时又不能扇扇子，于是就把凉水浸过的毛巾披在后背降温。三伏天毛巾很快就被汗水浸湿发热，便用凉水浸浸再披上。原计划做百十来道题，李全柱竟一发不可收，做了500多道。补考的结果是以高分通过。
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也是这个班的特点。班里十几个同学是“扩招”和调整录取的，晚报到10多天。功课落下许多，老师们设法补课，同学自己紧追猛赶。
张梦贤一入学就面临按定义求极限求导数的作业，这使他如堕迷雾中。一题一法，一题一变，变得眼花缭乱，急得他逢人就问，几乎问遍了全班的同学。令他感动的是，同学们是有问必答，无一人表示出厌烦。
胡成元每个星期天都要回家帮老婆干农活儿，忙完地里的，还要找些加工活计挣钱，以解决老老小小近10口人的生存问题。这样一来难免耽误一些功课，可是他凭看书看同学笔记，考试成绩却很好。
大学四年，正是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的几年。入学时农村还是大集体、大锅饭，毕业时就赶上农村推行大包干，一些同学家庭生活非常困难，生活自然是相当艰苦。
就说每日三餐打饭，就只买最便宜的饭菜吃。
王文国、韩庆书等同学离家50多公里，几乎每隔两周就要骑自行车翻山越岭回去，根本舍不得花钱乘车。市区里各个回收物品销售部的地址他们都很熟悉，即使一些必需品他们也在那里买。
国家和学校对这批学生备加关心和爱护，体育、劳动课一样也不能少，和对“娃娃同学”们一样地要求，还必须上满四年，尽管最后一学期学校挤满五个年级。
当然也有对这个班估计不足的时候：一周劳动课给这个班的任务是挖几百米长1米深的电缆沟，并许诺完成任务就可以休息。按预想的进度，怎么干也得需要四五天的时间。
可是怎么也没有料到，“承包”能产生多大的生产力。30来岁的壮年学生们，个个脱衣挽袖、锨镐挥动，一镐下去就是一个坑，几锨上来就变成了一座小山，结果只用一天时间，就把全部的任务完成了。
第二天只看见保质保量的电缆沟，可是连一个人影都不见了。
而这些情景，都成为了77级学生最美好的记忆。
1978年10月，参加过77、78年两次高考的王显槐，终于如愿以偿，踏进了江西师范学院的大门，就读于该校中文系。
学校原有的学生宿舍被外来单位挤占了，七七级和七八级学生都插住在校园中凡可住人的空房。王显槐他们七八级中文系百十号人为一个班，全部安置在大礼堂的一边，临时用木板隔成一个大通间。
王显槐所在的班，年龄最大的32岁，最小的不满16岁，同学聚在一起，年龄参差不齐，有师生同班者，有叔侄相称者，真叫人唏嘘不已。
全班多数同学已结婚，不少有两到三个孩子，也有四个孩子的，而王显槐入学不久，他的第五个孩子便出生了，成了全校孩子多之最。
男同学中不少人抽烟，有的抽廉价香烟，有的抽自卷的“喇叭筒”，还有的用烟袋抽黄烟，不一而论。
班主任是工农兵学员留校的，擅长书法，能写一手好文章。他年龄比“老三届”学生小，算起来他才属于学生辈。班上同学都比较自觉，班级活动，如组织学习、宣传、文艺、体育活动之类，百十号人中人才济济，基本用不着他操心，他只需等候班干部告知评奖获胜消息。
班主任管理班里工作几近“无为而治”，他有空就到学生宿舍来邀学生下下棋，和学生相处得特好。
学校特别爱惜这批学生，总宣传恢复高考不易，要大家以复兴国家文化、科学、教育为己任，刻苦学习。
学校的老师教学特别认真，不少教授从外地调回来不久，特别珍惜失而复返的讲坛，讲稿写成厚厚的一摞，讲课眉飞色舞，格外投入。
由于当时大学教材出版不多，学习用书很多是印发老师自编的讲义。尽管图书资料不多，但是学生们学习上进，上课认真记笔记，讨论抢着发言，课后忙着查阅资料，忙得不亦乐乎。
七七级、七八级学生每天都在图书馆争抢座位，阅览室里坐满了人，却听不见说话声，谁要走动借书，也是踏着脚尖，生怕弄出声响来，影响其他的同学。
每天清晨，校园到处朗朗读书声。傍晚时分，操场上三三两两的学生围坐着，在那儿热烈地讨论问题。每当期末考试来临，“老三届”学生总是早早地把一个学期的功课翻个透，熟得考试时个个题目都能对答如流，考后连哪道题目的小数点疏漏了都清清楚楚。
在七七级、七八级学生中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多数来自农村的“老三届”学生家庭分有责任田。
班主任十分同情、体贴这批学生，每年春种秋收时，“老三届”学生请假，他都毫不犹豫地同意。
王显槐就是其中一个。他家有十多亩责任田，而他是主要劳动力。每个学期，王显槐都要请一个星期的假回家忙春种或秋收，平时的田间管理便交付给妻子打理。
王显槐个头小，身子瘦，皮肤黑，每次忙完农活返校，显得更瘦更黑，简直像个黑人，很让班上同学心疼。
当时王显槐家买不起牛，水田犁耙活儿都是王显槐趁别人家的牛稍闲时借来用。有时便叫妻子带着稍大点儿的孩子用绳在前面拉着犁，就这样对付着种田。
插秧也很难。为了不插“五一”秧，妻子把9岁、7岁、5岁的三个孩子鼓动起来，用绳子从田这头牵到那头，要他们沿着绳子栽下禾苗。在水田里，孩子们一行行牵绳栽禾，浑身都沾满了泥。尤其是5岁的儿子，连头发上都是泥巴，活脱脱成了个小泥猴。
夏收夏种为抢季节，妻子就买好饼干，每收割一茬水稻时，便放几块饼干在对面田埂上，把稻子划成一块块分配给孩子们，告诉他们割到田头了就有饼干吃。孩子们平时难得见到饼干，于是就踊跃地跟着妈妈割水稻。
割完后，孩子们便围着打禾机团团转，一把一把抱来割下的稻子，帮父亲和妈妈踏打禾机脱粒。
一家人就这样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辛辛苦苦地在田里干着。王显槐说，农活累还不打紧，最难是生活太苦。刚进大学那个中秋节，王显槐兴冲冲地回家团聚，岂知到家时正坐月子的妻子，竟发愁中午没米下锅。
当时农村实行粮食定量，生产队到月按各家人口发稻谷，谁家这个月粮食不够吃，得找大队长批字才可以预领下月的口粮。当时口粮标准很低，家家都是用青菜、萝卜、红薯、芋头拌米饭，勉强对付着过日子。
那天，幸亏有位工人朋友来看王显槐，接济给他们一点大米，才让全家人过节没饿肚子。
记得有一年春节后开学，为了省下7元车费，王显槐趁便搭乘一辆东风货车回学校。
春寒料峭，王显槐从夜半到天亮，近6个小时缩在车斗里，冻得用车上的帆布紧紧地裹住全身。到省城时，他的身子几乎冻成了冰棍，竟至站不起来了。
那一年，王显槐4个孩子嗷嗷待哺，还要给老五治病，大年三十他们家连半斤酱油都买不起。但是，尽管这样，他们这些“老三届”学生依旧读着大学，熬过一年又一年，硬是完成了学业。
大学毕业那年，王显槐把毕业证和学位证捧到妻子面前，说：我终于毕业了！
妻子把它们紧紧地贴在胸口，扑簌地流下了眼泪。
“老三届”们就是这样读完大学，走上了祖国各行各业的建设岗位。本书主要参考资料
《国史全鉴》本书编委会编团结出版社
《共和国五十年珍贵档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国档案出版社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彭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共和国开国岁月》张国星何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风云七十年》郭德宏主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共和国要事珍闻》郑毅李冬梅李梦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南海三代领导集体与共和国科教实录》岳庆平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
《中国恢复高考三十年思考》杨晓升编著文汇出版社
《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高考年轮》马国川赵学勤著新华出版社
《我的高考》《中国教育报》编辑部编人民教育出版社举贤新篇全国恢复高考制度陈秀伶编写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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