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文骅家暂住一幢学员楼底层，因潮湿，只好用烧煤炭办法来排湿。
●罗荣桓站好后，双手下按在讲台上，然后笑眯眯地说：“自己人嘛！不必拍这么长时间！”
●在庄严的气氛中，谭政大将代表中央军委授旗，莫文骅代表政治学院接旗。
● 政治学院成立罗荣桓提出建院报告
1951年12月3日，毛泽东收到一份由军委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国防委员会委员傅钟和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的报告。
报告说：
此次整编部队，可以节余大量政治工作干部，部队中亦深感连、营政工干部质量低。为保存和提高政工干部，各大军区均要求成立一个能收500至1000学员的政治干部学校，专门培养营、连级政工干部，并要求军委开办一轮培训师、团级政工干部的高级政治干部学校。我们感到此事极为需要，特呈请审核批准。
毛泽东看到报告，手握毛笔陷入沉思。
1951年底，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国内大规模剿匪作战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抗美援朝战争已转入了阵地防御作战阶段，朝鲜战场敌我双方已在板门店进行了停战谈判，朝鲜战局出现了比较稳定的形势，故决定于1952年对人民解放军进行大规模精简整编，以提高军队的质量建设，支援国家经济恢复工作。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开始提上日程。为了在新形势下保持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做好政治工作，急需培养大批具有一定政治理论水平和科学文化知识，适应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需要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
罗荣桓等人的报告可以说是正中军委下怀。
于是，毛泽东在报告上欣然签署同意，并指示将报告转呈军委其他领导。
第二天，毛泽东签署同意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对这个报告也都表示赞同。
于是，在罗荣桓领导下，筹办政治学院的工作便立即开始。
首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建立了由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任主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和政治干部部副部长王宗槐等7人参加的筹备委员会，委员会负责具体工作。
在选择院址时，罗荣桓根据“不与民争利”的要求，将院址选择在北京西郊永定路西边的一片沙石荒地上。
经过规划设计，1953年6月4日破土动工。通过筹办方案
1954年1月，罗荣桓向中央军委建议，调曾在抗大长期任政治部主任的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莫文骅来政治学院工作。
为了配一名主持学院日常工作的副院长，罗荣桓把全军兵团以上高级干部都仔细过了一遍，考虑比较了一段时间后，才最后选定莫文骅的。
莫文骅在军队中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红军时期，他在中央苏区军委会总司令部直属政治处任主任，后来又分别担任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红八军团宣传部部长，红军干部团政治处主任，红军大学上级干部队政治委员，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南下支队副政治委员。解放战争开始后，莫文骅又分别担任沈阳警备司令部副政治委员，辽东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一军政治委员，第十四、十三兵团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西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兼南宁市市长，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
莫文骅是罗荣桓的老部下，组建政治学院，当然不能少了自己的在政工战线上的老战友。
其时，全军高级干部会议正在北京召开。在会议快结束时，彭德怀对大家说，军队要进行干部调整，大家酝酿一下。
这等于给各单位开了口子，如果想要人，趁现在赶要拉人，否则一旦定岗定位后，就没机会了。
海军司令员肖劲光首先找到莫文骅，想拉莫文骅去当舰队司令员。莫文骅也想去干军事，换换环境，就答应了。
就在莫文骅准备启程时，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找到莫文骅，说：“你长期搞政治工作，有了经验，不要改行。我和罗荣桓同志正在筹办政治学院，他们俩只能是兼职，你来主持政治学院的筹备工作吧。”
利用会议休息时间，肖华还拉着莫文骅到学院的院址看了看，后又带莫文骅到罗荣桓家里，罗荣桓一见面就劝老战友继续搞政工。
莫文骅为难地说：“我已答应肖劲光同志到北海舰队去了。”
罗荣桓笑着说：“没关系，再说你也没有搞过海军。”罗荣桓和肖华的话充满对莫文骅的信任和期望。最终，莫文骅同意继续做政工工作。
莫文骅到校时，最先上马的东四、东五两幢学员楼已接近竣工。学院动工时，罗荣桓提出的“先建学员楼、后建办公楼、宿舍楼”的施工原则，所以，学员楼快竣工了，宿舍楼还没盖好。
莫文骅家暂住一幢学员楼底层，因潮湿，只好用烧煤炭办法来排湿。
莫文骅一上班，罗荣桓便将他请到自己家里，研究办院方针。罗荣桓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学院培养的干部要能担负起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的领导工作，就必须从中国军队的实际出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要以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为主，以研究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建设为重点，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通过学习理论，把广大干部在长期战争中积累的经验总结起来，变为全军共同财富。
罗荣桓要求学院要像毛泽东1939年为抗大题词所说的那样，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具有“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校风。
罗荣桓指定莫文骅，按上述思想制定《关于筹办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的基本方案》，并以总政治部名义报中央军委。
这一方案于8月间由军委会议通过。
8月24日，学院被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教员队伍成立
1954年秋天的一天，莫文骅同肖华同志到罗荣桓主任家里商议学院领导成员的配备问题。
在谈到具体职位时，罗荣桓问：“谁当院长？”
莫文骅同肖华异口同声说：“当然是你喽！”
罗荣桓笑了笑，接着说：“你们要我挂，我就挂一段时间。”
接下来，罗荣桓还提议肖华同志兼任第一副院长，莫文骅任副院长兼教育长，主持学院日常工作。因学院都是搞政治的，所以罗荣桓决定不设政治委员。
11月11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罗荣桓兼任政治学院院长，肖华兼任第一副院长，莫文骅任第二副院长兼教育长，袁渊为副教育长，谭佑铭为政治部主任，李改为训练部长，学院的日常工作由莫文骅主持。
依照军委通过的办院基本方案，政治学院的领导们领导全体工作人员，在继续建造校舍的同时，迅速建立起如政治部、训练部、院务部等各级学院组织机构，学院各项工作正式运转起来。
办院校，最重要的是教员的选配，教员队伍的强弱，对教学质量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关怀下，政治学院的领导们从全军和地方抽调了一批干部和知识分子充实我们的教员队伍。其中不乏一些专家学者，如从抗大就开始担任哲学课教员的许以明，他学识渊博，理论功底深厚，读了很多书，光书目的索引卡片就装满了一大箱子，还有教政治经济学的教员李唯一，不仅精熟马列著作，而且课也讲得非常好。
但是，大多数教员的文化知识水平和任教能力还不能适应教学要求。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罗荣桓提出“请进来”和“走出去”，请老师来培训，向同行求教。
于是，政治学院的领导们开办教员培训班，自己培训。不过，在办政治经济学教员训练班时苦于无人讲课，因为调来的不少教员连政治经济学都没接触过。
这时，莫文骅想起了曾在延安中央党校和马列主义学院讲授政治经济学的王学文。
莫文骅找到在中宣部工作的王学文，请他到政治学院执教。王学文他欣然同意，但是因地方的教学任务很重，不能到政治学院工作，只能兼课，莫文骅就把训练班中学员提出的疑难问题集中起来，请他解释。
除了自己集训教员外，政治学院还选派一批教员到中央党校、军事学院等院校进修。
这年10月，在中央军委的正式任命下发之前，罗荣桓就决定由莫文骅带领一个有26名教员、干部组成的学习参观团，先后到南京军事学院和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取经，向刘伯承院长、宋时轮校长学习有关设置教研室、教员备课授课、学员作风培养、机关工作、后勤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和方法。收获很大，学到不少好经验，增强了大家办好政治学院的信心。
建院初期，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政治学院还是给教员创造了较好的工作生活条件。
每个教员都配有一盏台灯，两人一间宿舍，并配备了生活用品，还给每个教员发100元钱用于购买书籍。
通过这些办法，教职员的情绪很高，意气风发，都想克服困难，把学院办好。中央军委授旗
1955年2月19日,政治学院速成系第一期举行开课仪式。罗荣桓院长、新到任的总政第一副主任谭政、总政副主任傅钟、肖华等总政领导同志来到学院，参加开课式。
在学院筹建的同时，罗荣桓就指示政治学院领导，学院要“边建设边开学”，首先招收短期高干文化班。经过半年的准备，学院还没有正式成立，就开始上课了。
这天一早，罗荣桓等人就来到学院。在莫文骅的陪同下，罗荣桓等人首先参观了几座已经竣工的学员楼、教学楼，还有用席子搭成的临时食堂，最后来到即将举行开课仪式的课堂。
说是课堂，其时只是一个用席子搭成的大棚子。
正值寒冬时节，呼呼的寒风顺着棚子缝一个劲地往里钻。棚子里虽然炉火熊熊，但是依然寒气袭人。棚子没有窗户，棚内光线很暗，大白天也得开着灯。
政治学院的开拓者们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开创我军政治工作新天地的。
课堂里的教学设备很简单，除了简单的桌椅，什么也没有，连课堂最前面的临时主席台也是木头、草席搭成的。
罗荣桓走上吱吱作响的主席台，心中感慨万分，决定要给学员们讲讲红军大学的故事。
台下，一排排学员坐得整整齐齐。罗荣桓的目光扫过那些熟悉或不熟悉的面孔，这些已经成熟起来的面孔上却荡漾着骄傲和自豪。他们现在刚刚洗去征尘，又坐到课堂上来了……
这时，莫文骅宣布开课式开始，并请罗荣桓讲话。
罗荣桓缓步走上讲台，台下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罗荣桓站好后，双手下按在讲台上，然后笑眯眯地说：“自己人嘛！不必拍这么长时间！”
掌声停了下，台下响起一阵轻轻的笑声。罗荣桓首先就速成系开学说了几句话，接着，他满怀深情地回忆道：
政治学校过去是有过的。红军时代的末期是红大，也就是红军大学。那时，我和谭政、莫文骅同志都是那里的学生。抗日开始改为抗大，就是抗日军政大学。傅钟副主任曾担任抗大的政治部主任。在保安的红大，比起今天的政治学院来，是两个不同的阶段，政治学院比起过去的红大规模大得多了。
那时，没有专职的领导干部，领导干部同时就是学员。那时，既没有好的教室也没有好的宿舍，没有饭堂，吃饭和上课在一个地方。课堂里只有教员有一张桌子，学生用的凳子就是石头。生活非常艰苦。比起政治学院来差得太远了。虽然那样的困难，但我们感到非常愉快。也的确学到了不少东西。许多高级干部都在政治上、思想上提高了一步。
现在环境好了，但红大的优良作风，是我们应该遵循和学习的，千万不要忘记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啊。
……
政治学院的任务是培养合乎部队正规化建设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高级政治干部。政治学院要开展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新时期的政治工作的研究，将军队政治工作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把他更加充实起来，总结起来，以适应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要求。
速成系开课后，政治学院的建筑工程继续加紧进行。罗荣桓不断前来看望，看到一座座大楼拔地而起，罗荣桓非常高兴。
1956年3月16日，政治学院举行首届开学典礼暨国防部授予政治学院大军区级的军旗仪式。
在庄严的气氛中，谭政大将代表中央军委授旗，莫文骅代表政治学院接旗。
国防部长彭德怀和院长罗荣桓元帅在典礼上作了重要讲话。
中央军委副主席朱德为政治学院开学题词：
提高干部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是政治工作建设的基础。
至此，政治学院进入了教学体制逐步完善，以教学为中心的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正规化的新阶段。罗荣桓抓学院建设
1955年10月，实行军衔制以后不久，罗荣桓乘车直奔西郊，到学院去视察工作。车刚过永定路，罗荣桓就远远地看见校门内外站着一排排整齐的队伍。
罗荣桓再细一看，原来是学院的领导干部、教员、学员都穿着新军装，佩戴军衔，列队站在大路两旁迎接自己。罗荣桓毫无思想准备，开始吃了一惊，继而恍然大悟：哦，这是按条令规定的礼节迎候他呢！
罗荣桓下车后和迎上前来的几位领导干部一一行礼、握手，然后便大步匆匆走过欢迎队伍。
一进办公室，罗荣桓对院的一些领导干部说：“这样可不好啊！知道我是学院的院长，怎么还对我来这一套，这不是搞形式吗？这没有什么意思。相反，还有副作用，起码会影响学员的学习和干部们的工作。以后无论如何不要再搞这个了。”
一个部解释说：“这是条例规定的礼仪……”
罗荣桓却不为然，他摇摇头说：“那个规定是对外的。我们自己人不要搞这一套。”过了几天，罗荣桓又来到政治学院。这次政治学院虽然没有组织列队夹道欢迎，但学院党委的常委们和各部门负责人还是来到校门口迎候。
看到大家又出来迎接，罗荣桓和颜悦色地对大家说：“上一次是我没跟你们讲清楚，这次又来这一套了。虽然规模没有上一次大，这样也不好。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脱离群众，没有一点用处。你们不这样搞，今后我仍然可以经常来，想找谁就找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不影响你们的工作，彼此都不受拘束。一搞形式，我反而受约束了。”
从此以后，政治学院再也不为罗荣桓举行迎候仪式了。即使是开学、授旗这样隆重的典礼，彭德怀、罗荣桓等许多领导人来到学院，也再未组织列队欢迎。
罗荣桓也觉得这样很自在，来学院干脆事先连招呼都不打，直接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最后再到办公室找领导干部谈。
罗荣桓的这种做法为政治学院的干部树立起与基层打成一片的好榜样，成为政治学院的学风之一。
在政治学院建设上，罗荣桓始终坚持勤俭办院的方针，反对把办公室、宿舍、俱乐部修建得过分豪华，把办公室的用具设备搞得过分讲究。
罗荣桓认为，进了学院门就是学员，不再有职位高低的区别。起初，学院按职务编班，军以上干部还配有沙发。罗荣桓说，这样不行，要搬掉沙发，混合编班，都当普通一兵。职务高的和职务低的，文化高的和文化低的编在一起，让大家互相取长补短，密切上下级关系。
在学院创建初期，为了克服生活上的困难，政治学院的领导们一边工作，一边参加建院义务劳动，平整操场，修建道路，植树、种草，还办起了农场，种了稻子和蔬菜，养了猪、鸡、鸭，全院人员用自己的劳动汗水来改善生活条件。很快，政治学院里的环境大为改观，再也不是从前那片荒芜的沙地了。
罗荣桓强调，学院一定要培养和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为此，罗荣桓曾经多次从各个侧面精辟地论述这一问题。
罗荣桓认为，政治学院是搞理论的，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理论，他说：什么叫理论？我们有些干部感到神秘莫测。实际上理论并不神秘，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实践中来的，在实践过程中，经过综合、概括上升为理论。理论来自实践，而又回到实践中为实践服务，并在实践中得到证明、补充和发展。
怎样学习理论呢？罗荣桓说：我们要从书本上学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以帮助我们认识事物，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但是，书本上的东西，往往只是一些概念。决不能单纯满足于书本的学习，把书本上的东西变成死的教条，把抽象的概念公式化。因此学习理论，应该特别强调联系实际。
针对学校理论学习的特点，罗荣桓提出，要特别注意防止教条主义。罗荣桓认为，教条主义的特征是“把理论与实践分裂开来了”。
对于教条主义，罗荣桓曾经愤慨地说：“如果把理论看成静止的东西，那三分钱也不值……教条主义是最迷信的。迷信死人，不相信活人；迷信过去，不相信现在；迷信现成的公式，不相信发展。”
政治学院的学员们主要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书籍。罗荣桓经常结合实际地提醒学员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一样，应当学习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而不是个别词句。
罗荣桓常对学员们说，我们对毛主席的著作的学习，也还是提倡实事求是，不提倡迷信。毛主席著作本身就是反对迷信的，毛主席如果不破除迷信，不破除对共产国际、对斯大林的迷信，也就不可能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学习毛主席的东西，也不要迷信，不要只对毛主席著作中的个别词句发生兴趣，而是要领会其精神实质。
当有学员问罗荣桓，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时，怎样才能领会其精神实质呢？
罗荣桓耐心地回答说，这就必须了解毛泽东撰写每一篇著作的历史背景，弄清毛泽东的某一论断是何时在何种条件下针对什么问题而发的。他还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联系历史问题，不联系中国革命，不联系党的历史，很难学好。毛主席著作要结合党史来讲，政治工作要结合战争历史来讲。
后来，罗荣桓将这种学习方法归纳为“一条线五结合”，即，学习毛泽东著作以党史为线索；学习毛泽东著作和选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主要著作相结合；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学习党的路线、政策、决议相结合；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学习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与军队建设相结合；通读毛泽东著作和专题研究相结合；经常性理论教育和政治运动相结合。
随着时间的推移，“五结合”中的有些内容，如“经常性理论教育和政治运动相结合”已不再适用，但罗荣桓提出的“一条线”的学习方法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罗荣桓提出“一条线”学习方法正是为了从具体历史条件的背景下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
为了让学员学好党史、军史，罗荣桓指派学院的领导干部和教员到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里聆听他们讲党史、讲军史，把他们的讲话速记下来，整理成资料。同时，罗荣桓还亲自向教员们讲古田会议前后我军的历史，一共讲了3次。他讲最后一次时已经病重住院了。
教员们来到医院，医生严肃地对罗荣桓说：“只准讲半小时。”
时间一到，医生便走进病房让罗荣桓休息。
罗荣桓却兴致勃勃地说：“我今天精神很好，可以再谈一会。”
又过了半小时，听讲的教员们怕影响他的健康，劝他不要讲了。可是罗荣桓兴犹未尽，又讲了半小时。在医生和教员们再三请求下，他才停下来，还一再说：“以后再谈，以后再谈。”
他的这3次谈话如今已成为进行党史军史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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