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庄严宣告：“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石油，不论在数量或者品种方面，基本上都可以自给了！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
●毛泽东看到余秋里坐下后，就笑着说：“余秋里同志，你给我们讲讲石油大会战吧！”
●王进喜充满豪情地在大会堂朗诵起自己的那一首短诗：“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劲大，天大的困难也不怕！”
● 工业学大庆运动大庆党委重视科学技术
会战开始以后，会战领导一直想弄清楚油田的面积到底有多大？储量有多少？怎样才能把油打出来？他们很清醒地意识到：只有把这些问题都搞清楚了，才能在掌握真实情况的基础上，对油田开发建设做出正确的部署。
在一次石油部党组的会议上，余秋里分析说：
大会战面临着千难万难，无非是两类困难：一类是生产、设备、生活设施等方面的困难。这些都是物质条件上的困难，是死东西的困难。通过分析他们认识到，物质上的困难仅仅是暂时的、相对的。只要紧紧依靠群众，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就一定能够战胜这些暂时困难。如果被困难吓倒，那就不仅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而且会使那些能够克服的困难，变成长期难以克服的困难。另一类是主观上的，是技术性的困难。即这个油田究竟是好油田、坏油田，怎样开发好？对此，我们没有经验。
余秋里稍作停顿，又接着说：
从长远来看，这是主要的矛盾和最大的困难，是一个如何搞清油田地下情况，掌握油田客观规律，科学地开发大油田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由参加会战的干部、职工和技术人员自己来解决，别人帮不了什么大忙。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大油田可能看成小油田，好油田可能认为是差油田，高产油田可能搞成低产油田，在勘探开发中，就会成为盲目的、不清醒的人。
1960年4月9日至11日，余秋里和康世恩在安达铁路工人俱乐部主持召开了大会战的第一次五级三结合技术座谈会。所谓“五级”，是指部、局、指挥部、大队、基层。“三结合”是指干部、技术人员、工人。参加会议的有部、局领导、专家教授、工程技术人员、基层干部和工人代表共180余人。
余秋里在座谈会上十分认真地提出一个问题：为了要搞清油田地下情况，必须取得哪些资料数据？怎样取得这些资料数据？
大家开始发言，会场气氛很快热烈起来。
参加会议的人各抒己见。最后，大家认为在油田勘探过程中要搞清16个问题。后来，康世恩又组织地质技术人员讨论，补充为20个问题。根据这20个问题，确定了72个需要了解掌握的数据。然后起草了“大庆长垣钻探和开发过程中取全取准20项资料72个数据”的“调查提纲”。经过石油部党组批准，成为会战中的地质技术规范。
石油部党组要求会战人员在勘探和开发过程中，必须取全取准“20项资料、72个数据”，一定要做到一个都不能少，一点也不能错。
在以后的工作中，余秋里、康世恩等领导人反复强调“把一切工作立足于油田地下”这一思想。
技术座谈会以后，会战指挥部和各探区、各单位更加重视对地质工作的领导，并且开展“取全取准各项地质资料”活动。
指挥部集中1000多名专家、教授、工程地质干部和大中专毕业生，从事地质资料录取分析和油田地质研究工作，还成立许多三结合小组，深入井队，在基层宣传、发动群众，还向工人讲解地质知识。
大庆会战党委在技术干部的组织上也作出了精心的安排。会战初期就设置八大总工程师，实行技术责任制，给予他们必要的权力。
党委还指示，各级领导干部要和技术人员打成一片，一起学习，一起工作，增进相互间的了解。余秋里还多次鼓励技术人员要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不要害怕管事的领导生气。
大庆油田会战的科学研究队伍、工程技术队伍多数是由年轻人组成，是一支年轻的队伍，大庆党委却打破成见，对他们采取“充分信任，大胆使用，严格要求，热情帮助”的方针，对他们关爱有加，并且委以重任。
与此同时，大庆会战党委还尽量给科研人员创造一个好的工作条件。
余秋里为了鼓励广大科技人员专心搞科研，在一次会议上说：“科研地质人员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搞渗透率’。”
大庆党委的深切关怀使油田技术人员深受感动，他们都以火热的激情和高度的责任心来回报大庆对他们的厚爱。大庆会战中一位年轻的科技人员在自己房门上贴出这样一幅对联：莫看毛头小伙子，敢笑天下第一流。这幅对联生动而形象地表达出大庆油田技术人员勇攀世界科技高峰的万丈豪情。
这些技术人员工作起来奋不顾身，学习起来废寝忘食。他们白天上井搜集资料，晚上不顾劳累，还在油灯下查看科技资料，进行科学研究。
设计工程师谭学陵等人为了解决保温的合理温度问题，不顾严寒，连续10个月在夜里最冷的时候进行现场测温。他们共步行6000公里，观测1600个点，终于取得了经得起检验的科学数据，并成功地校正了前苏联沿用的集油管线设计的计算公式，为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井下研究所的科技人员，进行了1018次试验，创造出多级水力封隔器，成功地解决了分层控制油层的重大技术难题，获国家重大发明奖，并为推行我国自己独创的采油新工艺打下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松辽大会战的领导者都认识到，要取全取准地质资料，还必须克服工作粗、责任心差的缺点，在会战现场树立起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为此，各级管理者开始深入基层，从大量的具体事物抓起，抓典型，树样板。
这时候，正好有一个井队的地质员，在打井过程中，由于疏忽漏取了岩样，结果没有发现标准层。会战指挥部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决定以这件事为契机，狠抓大庆油田的工作作风。于是，会战指挥部抓住这件事情不放，多次开会对这位地质员进行严肃批评，对各级干部进行教育。
这件事使会战中的技术人员深受教育。大家都深刻地认识到工作粗心的严重危害性，工作态度开始变得认真细致起来。
后来，那个地质员也改正了自己的缺点，收集资料时态度严肃认真，由于工作成绩优秀而被评为劳模。
在领导的大力重视和充分发动下，全油田很快形成视第一手资料为生命的良好风气。
全体职工也都认识到取全取准资料不仅仅是地质技术人员的事情，因此也都把他当成自己的重要职责。
3249钻井队的方永华班在钻井取心时，打了6米多进尺，把岩心取上来一看，只有4米多，有1米多岩心掉在井底了。班长方永华说：“岩心是认识油田地下最有用的资料。岩心缺一寸，判断地层情况就少一分科学根据，多了一分困难。掉到井底的岩心取不上来，咱们就欠国家一笔债。”
方永华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全班每一个人。于是，全班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把岩心捞上来。结果，全班人苦苦奋战26个小时，终于把岩心捞了起来。在草原上建造干打垒
会战队伍迁移到萨尔图大草原，苍茫大草原人烟稀少，连鸟儿的踪迹都极其罕见，交通不便，又不时刮起阵阵刺骨的寒风。
此时此刻，摆在会战队伍面前的第一个难题，就是首先要解决数万人的住房问题。
刚来的时候，广大职工都住在简陋的帐篷、木板房、牛棚、马厩里。但是，大家心里都十分清楚：依靠这些简陋的住房必然无法度过奇冷的冬季。
在这样一个气温奇低的地区，如果没有能够御寒的房屋，就可能冻伤很多人，甚至会冻死人，也极有可能冻坏大量的设备。如果遇上连当地群众都害怕的“大烟泡”风雪，就可能陷入全局瘫痪。
一些熟悉这里的气候条件的人对康世恩说：“这里没有房子，根本过不了冬啊！”他们还说：“如果冬天实在过不去，可以在入冬前，把队伍和设备撤到哈尔滨、长春等地，等到来年春天再开上来。”
会战工委和会战指挥部为此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会战队伍到底应该怎样过冬的问题。
此时正在北京的余秋里听说会战指挥部里也有人主张冬季将队伍撤走，感到十分焦急，立刻通过电话表达了他的意见：
这次会战，只许上，不许下。只许前进，不许后退！无论遇到多大困难，也要硬着头皮顶住。这个决心决不动摇。
对此，余秋里后来回忆说：
我权衡再三，感到不能走这条路。因为如果这样做，会战的有效工作时间，一年只有6个月左右。党中央批准的这场大会战，就会变成拉锯战或消耗战。势必推迟油田开发的时间，给国家带来更大的困难。
既然不许后退，就只好克服一切困难勇往直前了。可是，到底怎样才能既坚持会战，又能保证会战队伍安全过冬呢？
会战队伍中的每一个人，都在苦苦思索这个问题。
黑龙江省委、省人民政府也在努力想办法。
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熟知当地的民情和生活习惯，就向余秋里和康世恩建议：搞东北老乡那种“干打垒”。这种房子不但可以就地取材，而且简单易学，可以人人动手，还可以节省木材。
欧阳钦所说的“干打垒”，是一种用土作原料建筑的最简易的房子。这种房子除了门窗和房檩需要少量木材外，墙壁可以就地取土建造，房顶则可以用当地的羊草绺成草把子作垫层，上面再盖上泥巴，抹光即可，取暖则用火墙或火炕。这种房子看起来不太美观，但结构严实，冬暖夏凉。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施工简单，就地取材，随处可建，便于大面积地进行建筑。
余秋里和康世恩认为这个办法很好，打算采纳这个建议。
会战指挥部对此事十分慎重，特意派出许多技术人员去了解情况。他们深入到附近的城镇和村庄，尤其是向民间木瓦匠虚心求教，还详细调查居民建筑的情况。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会战指挥部决定采用干打垒方案，充分发挥人多力量大的优势，大力发动广大职工建造干打垒房屋，度过难关。
会战指挥部一声令下，参加会战的干部群众立刻行动起来。一场全民齐动手建造“干打垒”的运动就这样在萨尔图草原上展开了。
杏树岗青年突击队在建造“干打垒”的过程中表现十分优秀。他们在当地“干打垒”老把式的指导下，于1960年4月底建成512平方米的“干打垒”房屋和2500平方米的“干打垒”房屋主体，还总结出一套便于推广的“干打垒”施工操作规程和质量标准，而且成功地试制出了电动打垒机，大大提高了建筑工效。他们还在“五四青年节”向全油田共青团员和广大青年发出了利用业余时间，“突击‘干打垒’，高效率建设新基地”的号召。
会战指挥部看到这种情形，感觉十分欣慰，于是决定因势利导，动员全油田各单位采取组建部分专业队伍和广大职工义务劳动自建相结合的形式建造“干打垒”房屋。专业队伍主要负责开赴林区拉运“困山材”、加工门窗、制造施工工具、打羊草绺把子等任务。
进大兴安岭拉运“困山材”的专业队，在严寒中跋山涉水，自己收集木材。他们的饮食十分简单，饿了就啃冷馍，渴了就喝凉水。
但他们丝毫也没有感到委屈，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他们人不歇气，车不停转，拉出了大量的木材。
与此同时，广大职工在业余时间也积极投身于大造“干打垒”的劳动之中。
有些工种采取一人顶两人的岗位的办法，挤出一部分人突击“干打垒”。各级机关、科研、设计工作人员也不甘落后，上班时间干工作，业余时间顾不上休息，一下班就开始搞“干打垒”。一些领导干部也卷起袖子参加劳动，和工人们一起努力拼搏。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大力支持，派出有实际经验的领导干部,带队组成”干打垒”技术辅导团队,进行现场指导。
一时间，整个油田变成一个大工地。大家热情高涨，你追我赶，干起活来起早贪黑。每到夜晚，各工地都灯火通明，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建造“干打垒”。
这场大造“干打垒”运动从6月全面开始，到9月底结束，在大约3个月的时间里共完成近100万平方米的“干打垒”住房，成功地解决了广大干部和职工的住房问题。
会战队伍建造的这些“干打垒”房屋，功能十分齐全，都有火墙或火炕取暖，可以用天然气做饭，用电灯照明，还装有公用的自来水龙头，基本上满足了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
会战队伍建造“干打垒”，投资比建筑楼房省钱六分之五，人工又主要是靠业余义务劳动和从生产队伍中挤出来的，因此每平米的平均造价不超过30元，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资金。书记带领干部走进食堂
1960年9月，黑龙江省决定按照国家规定，把会战职工的粮食定量减下来。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为此深感遗憾，向康世恩抱歉地表示，由于全国粮食供应普遍紧张，黑龙江省的粮食储备也已经超过“危险线”，再也无法坚持原来的粮食定量标准。
从此，按照国家规定，会战职工的粮食定量减了下来。钻井工人从每月56斤减到45斤，采油工由45斤减到32斤，干部、专家等一律减到27斤。副食品供应也明显减少，肉蛋则几乎没有供应。
更让会战领导头疼的是，由于全国性的粮食饥荒。许多职工的家属迫于生计也来到油田，油田缺少粮食的问题因此变得更严重了。
粮食的欠缺又引起蔬菜价格飞涨。绝大部分会战职工一天的工资只够买几个土豆。有的职工迫于无奈，只好拣冻白菜帮子和甜菜叶充饥，还有的饿了就在开水里加点酱油充饥。时间长了，职工体质开始明显下降。
1961年初，石油会战已经到了难以坚持的地步。半年多的会战已经使职工队伍开始感到疲惫，再加上长期处在饥饿之中，人们的体力渐渐难以适应繁重的劳动，很多人还得了浮肿病。
当时，石油部党组正在北京开会，在会战前线主持工作的张文彬通过电话向余秋里汇报说，职工队伍中出现了浮肿病，而且蔓延很快。得浮肿病的职工已经达到4600余人。
余秋里和康世恩等人知道这个情况后，心情都很沉重。他们都认识到，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治疗浮肿病，制止浮肿病蔓延，尽可能地改善职工生活，已经成为关系到会战大局的最紧迫的问题。
石油部党组的会议还没有结束，康世恩就奉命赶回大庆。余秋里给他的指示是：
坚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毫不动摇。坚持会战，天塌下来也要顶住！
康世恩一下火车，顾不上休息，就来到一线钻井、油建工人住地，详细了解情况。
有个身材魁梧的青年工人，看上去很壮实，却躺在床上起不来，说话也有气无力。康世恩经过仔细查看，断定他得了浮肿病。
康世恩全面了解情况以后，立刻召开了会战领导小组会议，会议作出如下规定：
第一把手既要抓生产，又要管生活。第二把手专管生活。食堂设立政治指导员，就餐人数在200人以上的要建立伙委会。指挥部派车出去搞生活物资。得浮肿病的职工一律停止工作，为他们办专门提高营养，改善伙食，每人每天2～3两肉。大搞代食品。粮食按定量吃够。组织打猎队、捕鱼队等。
石油部党组会议刚一结束，余秋里也急匆匆地赶了回来。
余秋里回到大庆后，第一件事也是深入一线调查研究，仔细听取基层干部群众的意见。他同会战领导小组成员经过研究，最后一致认为，会战一定要坚持，困难一定要克服。
为了加强生活方面的组织领导，除了松辽局原来主管生活的副局长以外，余秋里等领导还指定领导小组成员张文彬用主要精力抓职工生活问题。
与此同时，会战领导小组还严格规定，不管冬天何等寒冷，寒流如何厉害，会战队伍必须坚守阵地。一个人也不准撤走，生产一刻也不能停顿，输油管一寸也不能冻坏，人一个也不准饿坏，设备一台也不准趴窝。
在粮食极度紧张的时候，余秋里和会战领导小组成员认识到，要保证参加大会战的数万人能吃饱饭，抓好食堂工作是关键。他们经过调查发现，能够利用有限的物资，让职工吃好，群众比较满意的食堂，只占食堂总数的31%；基本上过得去，群众意见不大的约占60%；问题较多，群众意见很多的约占9%。于是，他们决定大力整顿食堂工作，切实改善职工生活。
为此，会战指挥部在生活会议上作出《关于安排当前职工生活的紧急指示》，提出“干部进食堂，书记下伙房”的口号。规定每个基层大队和中队，必须保证有一名干部在食堂同炊事员同做、同吃、同算、同议，不准有一个食堂出现空档。抽调部分优秀干部和红旗手、劳动模范以及关心群众、办事公正的人，担任食堂管理员和炊事员，加强食堂的力量，改变食堂的服务态度，减少就餐排队的时间。食堂必须账目清楚，并能公之于众，饭菜要可口，服务态度要好，清洁卫生工作也要抓好。
经过会战指挥部的大力督促，食堂的服务质量显著提高，干部和职工的生活得到明显改善，参加会战的人又呈现出生龙活虎的精神面貌。
余秋里后来在谈到此事时，说：
1961年4月至5月份，我在大庆期间，除了主持党组扩大会，研究大庆油田开发和石油工业发展规划外，主要精力放在抓生活。我经常去基层单位了解职工生活，包括食堂工作及代食品采集、加工和粗粮细做的情况。油建公司有个食堂用玉米面、高粱面加代食品制做烤饼，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亲自观看了烤制过程，亲口尝了烤好的饼子，味道还真不错。我同主管职工生活的领导商量以后，在油建食堂召开现场会。介绍、推广了油建和其他单位食堂制作烤饼、代用食品和节约粮食、调剂生活等方面的经验。要求各级干部要花大力量抓生活，在抓开荒种地、增加主副食品的同时，还要认真抓好粗粮细做、节约代用，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战胜困难，坚持和发展大会战。
会战职工看到各级领导这样关心职工的生活，都深受感动，他们也自觉地为改善会战队伍的生活贡献力量。
1202钻井队工人卢兴山回家探亲的时候，没有立刻与久别的父母妻儿相见，而是到离家很远的地方为队里买了一副石磨。原来，他所在的钻井队里有人得了浮肿病，上级给了点黄豆，由于条件简陋，只能煮着吃，炒着吃。他便利用探亲的机会，千里迢迢运回石磨，让队里的人可以吃上豆腐。邓小平视察大会战
1961年7月23日，正当大会战处在极端困难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亲自来到大庆，视察大会战。
在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康世恩和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剑白的陪同下，邓小平仔细察看油田的生产情况。
在油田现场，邓小平十分关心地问：“你们现在注水还没有过关吗？”
康世恩回答：“按现在情况都是好消息，水注的顺利，效果也很明显，比预期的情况好。但是也埋伏着问题，就是担心水推进的不均匀，会沿着渗透性较好的油层跑的较快，形成单层突进。油井过早被水淹。”
邓小平十分关心地问：“多少时间就会淹掉？”
康世恩说：“今年就可能看出来。”
邓小平指出：“要出问题就好早点想办法。”
康世恩向邓小平汇报说：“今年的会战的中心任务就是搞好10项试验和14项技术。”
邓小平问：“什么时候可以搞完?”
康世恩说：“今年年底可以见到初步结果，有的明年还要继续搞。”
邓小平十分关心油田的面积和产量，他说：“现在7亿吨是肯定了，你们要搞到10亿吨。”
当邓小平一行人来到职工食堂视察时，邓小平十分关切地问：“现在职工生活如何?一个月伙食费多少钱?”
康世恩说：“过去一个工人平均一个月十三四块钱就够了。最近来了一批进口面粉，每斤3角2分钱。”
邓小平有些忧虑地说：“这样花钱就多了，低工资工人在经济上会感到紧张。”
邓小平转过身来，对省委书记李剑白说：“进口面粉也不能抬高物价，按国内价格调拨。”
李剑白很快对康世恩说：“我们会马上解决这个问题，按国内价格，以前多收的钱要退。”
在视察中，邓小平看到沿井排种的庄稼时说：“这个地方靠着铁路，有火车站，草原很平，汽车到处可以跑，到处能种地，这个地方太好了!青海、玉门、新疆都没有这个条件，四川也没有。在四川你们要跟老百姓争地，还要毁稻田。”
邓小平看了公社的牛群，指出：“你们办个农场，养乳牛、菜牛和羊……井边多栽些树，最好种核桃树，可以榨油，又可以吸收水分，每一棵树就等于一个小水库。”
邓小平参观完油田以后，说：“这里速度是快的”。并问：“炼油厂跟得上吗?”
康世恩说：“龙凤炼油厂原计划今年就把常减压部分搞起来。现在看今年上不去，争取明年搞成。”
邓小平说：“看起来速度比原来设想的慢点。”
当天14时，邓小平视察结束，会战职工依依不舍地与他告别。
就这样，在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在参加大庆会战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大庆石油会战队伍努力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积极克服会战中遇到的各种困难，有力地保证了大庆石油会战的顺利进行。
大庆会战在1960年取得了令人惊叹的好成绩。
1960年6月1日,大庆油田首车原油外运。
1960年底,生产原油97万吨,缓解了国家缺油的局面，解决了会战资金不足的困难。
到1960年底，会战队伍通过大规模的油田勘探，迅速探明了一个面积达860多平方公里、储量达22�6亿吨的特大油田。
大庆油田从第一口井喷油，到1960年底探明大庆长垣面积只用了一年零三个月。美国拿下东德克萨斯油田用了9年的时间,苏联拿下罗马什金油田用了3年的时间。而中国的大庆油田从第一口井喷油到1960年底探明大庆长垣面积只用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与国外同类油田相比，堪称高速度、高水平。
大庆石油会战取得重大成果之后，会战还要不要继续下去呢？
石油部党组对此作出了明确的答复。虽然1960会战任务已经完成，而且有些成果超出原来的计划，但是，要把油田面积探明，把地下情况搞清，还要做大量艰巨的工作，油田建设、油田开发还要解决一系列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因此，会战还要继续深入进行下去，直到取得全面胜利。
与此同时，石油部党组还提出，为了加强党的工作，在石油部党组领导下，在大庆设立党的工作委员会。
周恩来支持石油部的意见。他认为集中力量搞会战是个好办法，工业战线应该推广。
周总理的讲话进一步坚定了石油部继续领导会战的决心。
1961年，余秋里向中央财经小组汇报石油工业生产建设和大庆会战情况时，提出大庆会战要继续进行。邓小平明确表示支持。三矿四队狠抓工作作风
1961年，经过中央批准并同黑龙江省委商妥，石油部对大庆会战的领导机构进行调整，原会战领导小组改为会战总指挥部，由康世恩任总指挥，唐克、张文彬、焦力人等任副总指挥。在石油部党组领导下，成立党的工委，由余秋里兼任书记，吴星峰、张文彬、李荆和任副书记。
1962年9月，大庆工委号召全油田大搞规范化。全油田各勘探队、钻井队、采油队积极响应。
一天，三矿四队队长辛玉和到这个队负责的西六排2号井去检查工作的时候，发现新来的徒工小孙手里拎着一个崭新的刮蜡片急匆匆地上井。这引起了辛玉和的注意。他知道小孙井上的那个刮蜡片刚领几天，怎么又坏了？于是，他返身走向材料库，向材料员询问。材料员拿出一个变了形的刮蜡片说：“小孙今早清完蜡，也没有注意检查就去关清蜡闸门，结果，把刮蜡片挤扁了。他还让我替他保密呢。”
辛玉和很生气。他认为小孙不但对待工作粗心大意，而且隐瞒事故，缺乏一个石油工人起码的老实态度，这样下去，将来会出大问题。他由此又联想到一个问题：最近一段时间，队里只顾忙着新井投产，放松了职工队伍的思想建设工作，有些职工已经出现了松懈思想。辛玉和决定就这一问题严肃地与小孙谈一次话。
在谈话中，辛玉和一针见血地指出小孙的错误，然后严肃而诚恳地说：“要干好工作，没有一个老实态度是不行的，对任何事情，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小孙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感到很羞愧。
为了用这件事教育全队的职工，党支部决定第二天在小孙管的那口井上召开“事故分析现场会”。
党支部书记李忠和在会上，重点讲了事故原因及对待事故的态度问题。他说：“采油工人的工作特点是单兵作战，没有老老实实的态度，严格的要求，是管不好油井的。”
小孙当即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且激动地表示，要求把那个变了形的刮蜡片挂在自己管的油井上，要时刻牢记这个教训。
令人感动的是，辛玉和也当场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他十分真诚地说：“事故出在小孙，可根子在我身上，我这个队长只埋头抓生产，放松了职工的思想工作。”
最后，大家一致表示：应该把那只变了形的刮蜡片挂在队上，让全队的人天天看到，时时想到，要做个老实人，要严格要求自己。
就这样，在队党支部的带领下，全队开展了一个“当老实人，办老实事，说老实话，严格要求，严明纪律”的活动。
老工人李广志，在西七排3井检查闸门池的设备时，发现回压闸门下面有颗油珠。他意识到有问题，就反复检查了各个闸门，却没有发现渗漏现象。晚上，他还是放心不下，就把情况向井长作了汇报，引起井长的重视。
第二天，井长和李广志一道来到井场，顺着油痕的地方，一段一段挖出管线，逐段检查。经过4天的不懈努力，终于查出油珠是干线穿孔渗漏出来的。他们的辛苦没有白费，通过这番检查，他们及时消除了一个重大的事故隐患。
就这样，在全体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全队形成了严肃细致的工作作风。在交接班时，发现任何细微的差错，都要交班人认真改正，才能接班。
这个队建队3年共录取3万多个数据，无一差错，在用设备台台完好，连续多年被评为油田标杆单位。
1964年2月20日，三矿四队在石油部召开的全国油田电话会议上介绍了经验。大庆工委立即作出了《关于开展向采油三矿四队学习的决定》。全油田迅速掀起了“学三矿四队、赶三矿四队、超三矿四队”的群众运动。
大庆会战中，由于会战指挥部狠抓队伍的作风建设，使全油田涌现了一大批作风严细，思想过硬的先进集体。中央肯定大庆的成绩
1962年6月20日晚上，在开往大庆的列车上，余秋里和康世恩向周恩来汇报关于大庆会战的情况。周恩来十分认真地听着，还不时插话，询问一些详细情况。这次汇报直到深夜1点多钟才结束。
6月21日10时，客车缓缓进到大庆火车站。周恩来敏捷地走下列车，与在站台上迎接的大庆会战指挥部成员一一握手，十分亲切地说：“同志们辛苦了，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
当周恩来看到会战领导穿着布衣、草鞋时，满意地点点头。
在视察中，周恩来看到油田很大，非常高兴。他充分肯定了大庆油田取得的成绩，并且鼓励他们再接再励。
周恩来的这次大庆之行，使大庆石油会战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深受鼓舞，他们纷纷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投入到石油工作中。
大庆探明了一个含油面积达800多平方公里、地质储量达22�6亿吨的大油田，这是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大油田之一。
到1963年底，已开发建设146平方公里的油田，建成年原油生产能力600多万吨，当年生产原油450万吨，对实现我国石油的基本自给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随着大庆石油会战的进展和大庆油田的开发，我国原油产量和储量逐年增加。1962年与1957年相比，原油产量增长3倍多，天然气产量增长13倍多，石油储量增长近20倍，天然气储量增长约60倍。基本建设投资省、速度快、质量好、效果大。成本大大降低，财税上缴大幅度增长。这些成就，标志着我国石油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63年12月3日，在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上，周恩来庄严宣告：
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石油，不论在数量或者品种方面，基本上都可以自给了！
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
周恩来的讲话在人民大会堂的大厅里回荡，整个大厅都沉浸在喜庆的气氛中。
从这一天开始，很多中国人开始注意“大庆”这个名字，他们对大庆这块神奇的土地充满好奇。
其实，在油田勘探开发之前，黑龙江省的地图上没有大庆这个名字。
1959年9月，松基3井喷油以后，松辽石油勘探局黑龙江大队立即向黑龙江省委报捷。
11月8日，黑龙江省在安达市大同镇召开油田勘探成果庆祝大会，欧阳钦、李范五等黑龙江省党政领导亲临会场。第一书记欧阳钦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出要把大同镇改为大庆区。
这是欧阳钦在从哈尔滨到大同镇的路上想出来的主意，征得其他领导人的同意后在会上提出来的。
随后，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根据欧阳钦的提议，作出了《关于成立大庆区和将大同镇改为大庆镇的决定》。
余秋里知道这个消息后，很高兴地说：欧阳钦同志命名的‘大庆’，言深意切，含义深远。后来制订松辽油田勘探、开发方案时，我们都同意把这个新发现的油田，命名为“大庆油田”。
在大庆石油会战初期，会战是在极其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油田对外的称呼是“安达农垦总场”。随着中国石油实现基本自给的喜讯传遍神州大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迫切希望了解大庆石油会战的情况。
1963年12月24日，康世恩应邀向北京市1万多名干部报告大庆会战的情况。
这是关于大庆石油会战的第一次公开的报告。
康世恩在报告中系统地总结了大庆石油会战的历程、成果、做法和经验等，使大家开始了解大庆人和大庆石油会战。
这次报告会由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彭真主持。在报告会上，彭真高度评价了大庆经验和大庆精神。
12月25日，新华社对外发布了一条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成功的消息。第二天，中国所有的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一消息：《从国外进口“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返》。
1964年元旦，石油工业部党组正式向中央写出《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
这份报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大庆石油会战，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取得了一些什么成果。第二部分，总结大庆石油会战的基本经验。
大庆石油会战，经过3年多的艰苦战斗，到底取得了什么成果呢？
石油部党组概括地讲了6个方面的成果：
1、拿下了一个大油田。这个油田大体上可以适应我国石油工业发展的需要。
2、建成了年产原油几百万吨的生产规模和大型炼油厂第一期工程，而且质量良好。
3、累计生产原油1000多万吨，油田生产管理水平也不断提高。
4、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解决了油田开发上的几个重大技术难题。
5、国家投资已经全部收回，并开始为国家积累资金。
6、锻炼和培养了一支有阶级觉悟，有一定技术素养，能吃苦耐劳、能打硬仗的石油工业队伍。
石油部的报告重点放在第二部分。在这一部分，他们总结出大庆石油会战的基本经验：
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必须革命化。
高度的革命精神必须与严格的科学精神相结合。
现代化企业要认真发动群众。
认真做好基础工作，狠抓基层建设，把各项工作的根基打得扎扎实实，牢牢靠靠。
领导干部亲临前线，一切为了生产。
积极培养和大胆提拔年轻干部。
培养一个好作风。
全面关心职工生活。
认真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
最让人感动的是，石油部在报告中还主动总结了会战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
报告最后总结说：“今后大庆油田的任务，还是很艰巨的，我们必须兢兢业业，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努力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认真地克服自身缺点，把工作做得更好。”
1964年2月5日，中央决定在全国工交、财贸、文教系统和各级机关、团体、部队中普遍传达这个报告，一直传达到基层单位。
中共中央在为传达这个报告所发的通知中指出：
大庆油田的经验虽然有其特殊性，但是具有普遍意义。他的一些主要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中适用，在交通、财贸、文教各部门，在党、政、军、群众团体的各级机关中也都适用，或者可作参考。毛泽东号召工业学大庆
1964年1月，余秋里接到通知，说毛泽东约他去中南海谈话。
余秋里到达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的会客厅时，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等领导人已经坐在了会客厅的沙发上。
毛泽东当时心情很好，看到余秋里坐下后，就笑着说：“余秋里同志，你给我们讲讲石油大会战吧！”
余秋里一时有些不知所措。他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出这个题目。
陈云也鼓励他说：“余秋里，讲嘛，讲讲大会战的情况嘛！”
余秋里有些紧张地说：“我们在松辽搞的这个石油大会战，能这么快地取得胜利，关键是靠‘两论’起家，靠学习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本书！”
毛泽东听后开怀大笑，说：“余秋里呀，我那两本小书有这么大的作用么？”
余秋里严肃地说：“主席，我觉得这两本书的作用是很大很大的！”
毛泽东收起笑容，说：“这个《实践论》比较好看，《矛盾论》比较难读。”
余秋里很认真地说：“我们主要学基本观点，掌握认识论和方法论。”
接下来，余秋里就开始系统地汇报了大庆石油会战的基本情况，不知不觉竟讲了两个半小时。在场的人都听得十分入神。
余秋里的汇报结束后，毛泽东满意地笑着说：“我看这个工业，就要这个搞法，向你们学习嘛！要学大庆嘛！”
1964年1月25日，《人民日报》以一版头条通栏刊出毛泽东的号召：“工业学大庆”。
毛泽东的号召，极大地激发起全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有力地推动了工业学大庆运动的深入开展。
1964年，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一些部门的领导人都纷纷来到大庆油田。热情好客的大庆人把几十栋“干打垒”土房腾出来，摆上木床，当做接待站。还很自豪地用自产的豆腐、猪肉和蔬菜款待客人。铁人王进喜成为学习榜样
1964年上半年，铁人王进喜应邀到北京作报告。他的报告，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当时的人们在经历了重重困难和挫折之后，听到这样一个大长中国人志气的生动报告，都感到精神为之一振。
年底，王进喜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到北京参加全国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会议期间，他还代表全国工人作了大会发言。
他这次的讲话以大庆会战为背景，重点汇报了大庆的干部职工如何迎着困难上，如何与恶劣的自然条件斗争，如何与各种困难展开殊死搏斗，并最终取得了会战伟大胜利的事迹。
王进喜的讲述真实而充满激情，深深地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听众，听众们都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当王进喜充满豪情地在大会堂朗诵起自己的那一首短诗：
石油工人一声吼，
地球也要抖三抖。
石油工人干劲大，
天大困难也不怕！
这时，整个大会堂的气氛达到了高潮，人们的掌声经久不息。
许多表达崇敬之情和学习决心的来信开始从全国各地飞到大庆，飞到王进喜手中。有一段时间，王进喜每天都要接到十几封各地的来信。
王进喜成为那个时代普通中国人心目中的大英雄。他经常被请去到各单位作报告。
王进喜在北京作报告时，他经常会被热情的听众围住，人们争着与他握手，请他签名。有时他走在街上也会被人认出来，立刻会有成百成千的人围住他，以至于不得不请警察出来帮助维持秩序。
1964年12月26日，是铁人王进喜终生难忘的一天。
这一天，正值毛泽东的71岁生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的小宴会厅里安排三桌酒席，要用自己的稿费请人吃饭。
毛泽东很重视这次宴请的客人，就连哪位客人坐在哪个座位上，他都亲自列了单子。
当时，王进喜正在北京参加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人代会散会时，他被通知不要走。同时接到通知的还有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等人。
不一会儿，周恩来把他们领到一个小宴会厅。
王进喜看到那里已经摆好几张桌子，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早已等候在那里。他这才知道是毛主席过生日，请他们几位来吃饭。
没过几分钟，毛泽东来了。王进喜等人被安排在主桌，挨毛泽东依次落坐。王进喜左边是余秋里。
人们坐定后，毛泽东说：
今天既不是做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我用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我的孩子没让来，他们不够资格。这里有工人、农民、解放军，不光吃饭，还要谈谈话嘛！
王进喜听完这些话，心情十分激动。毛泽东过生日，自己的孩子不叫参加，特意请劳动模范和那么多国家领导人一起吃饭。王进喜把这看成是大庆工人的光荣。工业学大庆掀起热潮
1964年4月20日，《人民日报》在第1版《学习大庆经验，把革命干劲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的通栏标题下，发表记者袁木、范荣康写的长篇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人民日报》为这篇报道还发表了一个简短的编后语，题目是《崇高的榜样》。其中讲到：
大庆精神，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大庆人，是特种材料制成的人，就是用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人。这种精神，这种人，正是我们学习的崇高榜样。
此后，《人民日报》又陆续发表许多宣传大庆精神的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的侧面生动地反映出大庆人的英雄业绩。《人民日报》发表的这些文章除了宣传大庆的先进事迹之外，还特别注意宣传大庆人将革命干劲与科学态度相结合的精神。
与此同时，中央和各地报刊、电台都连续报道大庆石油会战的事迹。
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大会上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这个报告多处讲到大庆的先进事迹，总结大庆的成功经验，并且向全国发出学大庆的有力号召。
在充分肯定大庆油田的成绩之后，周恩来十分欣慰地说：
现在，由于大庆油田的开发和一些新炼油厂的建成，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石油，不论在数量或者品种方面，基本上都可以自给了。
周恩来最后在报告中强调，要在全国各行各业开展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的运动，形成学解放军、学大庆的热潮。
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将周恩来的这个报告发至党内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
工业学大庆运动在全国工业、交通领域产生很大的影响。大庆油田成为全国工业单位学习的榜样，大庆的经验也成为大家学习的重点。
各地在学大庆运动中，都十分注意学习大庆的基本经验和大庆精神，注意学习大庆“两论”起家的基本功，学习大庆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他们在学大庆运动中，还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注意培养自己的先进典型，树立自己的“大庆”。
第一汽车制造厂是我国工业领域的重点单位。在学大庆以前，他们对自己周围的先进事物缺乏敏感，对于群众中的许多先进典型也没有进行认真的培养和总结。
大庆经验给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很大启发。他们认识到要学好大庆必须先树立先进典型。
从1964年以后，这个厂的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注意培养自己的先进典型。
这个厂所属的车身厂有一条车轮生产线，职工们坚持8年大搞技术革命，在这条生产线上搞了60多项革新，台台机床、道道工序都有革新。通过革新，提高了生产效率，也减轻了劳动强度，大大改变了车轮生产面貌。
领导干部深入下去蹲点以后，发现了这个先进典型，并且还把类似的长期埋藏在基层中的“宝贝”一一发掘出来。
如此以来，全厂的学大庆运动很快就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
通过学习大庆精神，第一汽车制造厂都增强了信心，鼓足了干劲。他们誓作“王铁人”式的工人，建成大庆式的车间。
锦州铁路局也在工业学大庆的过程中受益不浅。通过学大庆，使这个局受到很大的启发。他们发现大庆树立的王铁人、三矿四队等典型，都是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典型，于是开始着重培养广大职工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一丝不苟的作风，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他们认为：这样总结出来的典型不受部门、工种的限制，任何部门、任何人都可以学习，生命力强，能巩固持久。
与此同时，各单位在学习大庆的运动中，还十分重视对照大庆寻找自身的差距。
新疆莫索湾拖拉机修配厂政委杨培臣说：我们开始学大庆时，先学职工宿舍“五条线”，后来体会到人的思想革命化才是首要的，便从组织职工学习毛主席著作入手。人们思想面貌改变了，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在这个基础上再组织文明生产，搞五好设备和工作条理化，树立了严细作风。过去，我们厂因为修理质量不高，一度弄到全年只接到八台拖拉机的修理任务。学大庆以后，修理质量提高了，许多农场都争着把拖拉机送来修。
西北国棉一厂厂长边丰说：一个企业学大庆学得好不好，关键是领导的问题，是企业党委的问题。我们认为，哪里有好领导，哪里都能出“王铁人”。工人都愿意学大庆，都愿意像大庆那样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就看领导得好不好！
玉门石油管理局余群立对此深有同感。他说：群众学大庆的心很切，情绪很高，斗志很旺盛。一个企业学大庆学得好不好，问题在领导方面。大庆的群众路线就贯彻得很好。大庆的岗位责任制从哪里来的？从群众中来的。他们看准了，就一抓到底，抓什么就抓住不放，抓什么就什么成风。玉门很早就搞过巡回检查制，交接班制，但是谁也没有把他当成基层建设的根本问题抓住不放。因此，起来了，又下去了。
此外，余群立还从领导方法与领导艺术的角度谈了学大庆的体会。他说：“大庆的干部有很多都是从玉门去的。到了大庆以后，他们生龙活虎，办法很多，水平很高，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大庆的领导干部很注意用毛泽东思想去启发干部的思路，使人开窍，敢于破旧，敢于立新。我们对干部常常是把住不放，把许多活事都办死了。大庆对干部的批评也很严，有时批评得你满头大汗。但是，被批评的人口服心服。为什么呢？因为大庆领导干部很了解人，能够激发人的干劲。要把大庆的这些领导方法、领导艺术学到手，需要我们狠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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