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社的暗房里飘着一股定影液的酸味。
编辑推开暗房的门，把阿耀和沈若琪让进去。墙上挂着几排正在晾干的照片，红色的安全灯把整个房间染成暗红色，像洗照片时不小心漏了光。编辑从桌上拿起一张用透明塑料袋装着的旧照片，递给阿耀。
“就是这张。夹在一个旧文件夹里，文件夹外面标着‘后勤采购’，里面全是收据和发票。这张照片是唯一不是票据的东西。”
阿耀把照片从塑料袋里抽出来。黑白照片，边缘已经发黄卷曲，背面用钢笔写了一行小字，是老院长的笔迹——“竣工日，最后一张合影。”这张照片比石室壁龛里那张拍得更早。医院正门的招牌还没挂上去，门口堆着几袋水泥和一卷没用完的电缆。照片上站了七八个人，老院长在最左边，穿着白大褂，比石室那张照片上更年轻，头发还没白。阿耀父亲站在老院长旁边，肩上扛着一把铁锹，脸上沾着泥，和石室那张照片上的姿势几乎一样，只是笑得更轻松一些。其他几个人是穿着工装的建筑工人，有的蹲在地上，有的靠在水泥袋上。
最右边站着一个穿西装的人。
他侧着身子，半边脸被医院门廊的阴影遮住了，看不清五官，但能看出他比其他人都高出一截，身形精瘦，肩膀微微往里收。西装剪裁得很合身，和周围那些工装和白大褂格格不入。他的左手垂在身侧，右手指向医院正门上方那块还没挂上去的招牌，像是在跟旁边的人解释什么。
“这个人是谁？”阿耀把照片递给沈若琪。
“不认识。”沈若琪接过照片，凑到安全灯下面仔细看了一会儿，“石室那张照片上没有他。铜矿山证据室里的照片也没有他。但他站的位置很显眼——如果他是来参加竣工典礼的，为什么其他照片里都没有他？”
编辑说竣工典礼那天应该拍了不止一张合影，他在档案室里翻到的其他几张都是建筑工人的合影，只有这一张是全体合照。阿耀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的字迹确实是老院长的。他把照片重新装进塑料袋，说要把这张照片带给老周头看看——老周头说他在跳蚤市场蹲了很多年，也许他见过这个人。
沈若琪把照片收进背包，三个人走出暗房。报社走廊里的日光灯刺眼地亮着，和暗房里那种昏暗的红色形成鲜明对比。
茶餐厅的老板正在把塑料椅一张一张搬进来。阿耀推门进去的时候，老周头已经坐在卡座上了——不是阿耀的老位置，是旁边那张，靠门口更近。他面前搁着一杯冻柠茶，没喝，杯壁上的水珠滑下来，在桌布上洇出一小片深色。
“收音机修好了？”老周头抬头看了阿耀一眼。
“修好了。”
“那就行。”
阿耀把塑料袋里的照片放在桌上，推到老周头面前。“这张照片是在档案室找到的。最右边这个人，你有没有印象。”
老周头把照片拿起来，就着茶餐厅昏暗的灯光看了很久。他的手指顺着照片上那排人的脸一个一个划过去——老院长、阿耀父亲、建筑工人。停在最右边那个穿西装的人身上时，他的手指顿了一下。
“这人我见过。”
他把照片放下来，端起冻柠茶喝了一口，冰块在杯子里发出轻微的碰撞声。他说这个人姓冯，不是澜州港的人，是从别的地方来的。以前经常来跳蚤市场，不是买东西，是找人。每次来都穿西装，在那些穿工装和旧衣服的摊贩中间很显眼。他不逛摊位，只站在榕树下面，看着医院的方向。有时候站一个钟头，有时候站两个钟头，什么都不说。
“找你爹的。”
“后来呢。”
“后来不来了。”老周头把杯子放下来，“你爹走之后，他又来过几次，每次都站在榕树下面，还是看医院的方向。有一次我问他找谁，他说找个已经走了的人。然后就再也没来过。”
沈若琪从背包里拿出老院长那份旧名单，把名单和照片并排放在桌上。“名单最后一行被划掉的那个名字，会不会就是他。”
老周头低头看着名单上那个模糊的反字，看了很久。他说有可能——这个人最后一次来跳蚤市场，就在老院长死前不久。那天他没站在榕树下面，而是去了医院正门，在台阶上站了很久。后来有人看见他进了旧街场后面那条巷子，再后来就没见过他。
阿耀把名单和照片放在一起。老院长临死之前一直在找的人，就在他眼皮底下——不是藏起来的，是在跳蚤市场站了很多年，站在榕树下面，看着医院的方向，等着找一个已经走了的人。老院长在档案室里翻遍了所有文件，却不知道那个人每周六上午都在他窗外站着。
“他为什么找你爹？”
“不知道。”老周头说，“但那个人每次来都穿西装，在那个年代，会穿西装来跳蚤市场的人，要么是做生意的，要么是从外面来的。”
沈若琪把照片拿起来重新看了一遍，手指点在那个穿西装的人右手的动作上。“他指着招牌。不是在看招牌，是在说话。他在跟旁边的人解释什么。”
阿耀说旁边那个人是他父亲。照片上他父亲扛着铁锹，身体微微转向那个穿西装的人，像是在听。父亲笔记本里有一页夹着一张名片，名片上只印了一个名字和一个电话号码，那个名字的姓氏和名单上被划掉的反字是同一个。他父亲找过这个人。不止老院长在找，他父亲也在找。两个老人各自追查了很多年，到最后一个人都没找到这个人，另一个人把名字划掉之后死了。他父亲在笔记本里留下那张名片，老院长在档案室留下这份名单，两个人都在找同一个姓冯的人。
老周头把照片放回桌上。他说这个人最后一次来跳蚤市场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张纸，站在医院台阶上看了很久，然后把纸折好放进西装内袋，转身走了。他走的方向不是旧街场，是码头。
码头的售票处在很多年前就关了，但码头还在。那个姓冯的人从码头离开的——他可能是坐货轮来的，也可能是坐货轮走的。澜州港是老港口，货轮在这里靠岸补给，很多外来的人从这里进出。
阿耀把照片和名单一起塞进外套内侧。又多了一张纸，叠在父亲的遗书、老院长的遗书、雾山地图、焊门字条、号外和旧名单上面。胸口的厚度又加了一层，他把手按在胸口上，感觉到那些纸叠在一起的重量，说狗叔在近海航道上有线人，也许能查到以前有没有姓冯的人从码头出入境。他还需要回一趟档案室，老院长说档案室里有一份旧文件夹外面标着“后勤采购”，里面全是收据和发票，这张照片夹在里面不是偶然——也许那份文件夹里还有别的东西。
老周头把冻柠茶喝完，冰块在杯底空响了一声。他说他明天周六还要摆摊，跳蚤市场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都会准时开。收音机修好了，该卖的东西还得卖。然后他站起来，膝盖咔嗒响了一声，和他在配电室坐上那把折叠椅时一模一样，往门口走去。
阿耀和沈若琪离开茶餐厅，回到报社档案室。灯已经修好了，日光灯不再闪，配电箱还靠在墙边，后面的墙缝里还残留着塑料布的碎屑。沈若琪在档案柜里翻了一遍，找到了那份标着“后勤采购”的文件夹，已经被人翻过了——可能是编辑，也可能是更早之前清理档案室的人。她打开文件夹，里面全是收据和发票，纸张发黄变脆，上面记录着建筑材料、医疗设备、办公用品的采购明细。她在最后几页翻到了一张不同纸张的便签，对折着夹在两张发票之间，上面只有一句话——“冯先生，周三下午，老地方。”没有署名，但笔迹是老院长的。日期就在老院长死在旧楼里的前几天。老院长约了冯先生见面，就在他死前不久。他不知道老院长约冯先生是为了什么——也许是为了名单上那些没找到的人，也许是为了别的事。但老院长在约好见面的那个周三，没有去。
沈若琪把便签夹回文件夹里，说老院长在约好的那天没有去见冯先生。他去了旧楼，坐在书桌前写完了最后一封遗书，然后死了。也许他约冯先生就是为了核实名单上最后一个名字，但他还没来得及去。也许他去了，见了冯先生，拿到了答案，然后在旧楼里划掉了名单上最后一个名字。阿耀说他不知道，但他知道冯先生后来去了码头，坐货轮离开了澜州港。如果他还活着，也许还在近海航道上的某个港口。如果他已经死了，他的档案可能还留在码头的旧售票处里。明天周六，跳蚤市场照常开，老周头继续摆他的烟斗摊，他需要去一趟码头的旧售票处。去查一查那个冯先生的离境记录，然后去档案室把所有还没核实完的名字全部归档，把这些旧名单上的每一个人都找出来。他父亲没有做完的事，老院长没有做完的事，他替他们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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